許多好事往往不期而遇。不期而遇的好事往往奇妙無比。

　　不久前，一家拍賣公司說有人要賣一幅小畫，說我可能會有興趣。他們將這畫通過微信發給我。我第一眼便感到這幅畫氣息獨異，非平凡之作。一尺多見方的小畫看似簡單：一根禿枝，幾片老葉，枝頭獨立一隻長尾的鳥雀，背景是寥廓的蒼天，其情其境清冷而孤寂。再看左上角的題跋，令我一驚。上邊寫道：

　　“三十二年四月三日臨別莫高窟與大千居士合寫奉書鴻道兄留念並乞教之  弟謝稚柳並記”。

　　左鈐二印，一為謝稚柳的閑章（白文）“遲燕”，一為張大千的名章（朱文）“大千”。

　　我馬上意識到，這可能是敦煌保護史上一件珍貴的文物。

　　民國三十二年是1943年。這一年是敦煌莫高窟歷史上重要的一年。

　　當時在畫壇上如日中天的張大千，於1941年來到荒無人煙的戈壁灘，鑽進一個個敦煌洞窟臨摹和研習中古的壁畫。他原本計劃在這裡工作3個月，但這個人類最浩大和燦爛的“畫廊”震撼了他。他一待就是兩年。其間，時任國民政府監察院院長的書法家於右任到西北調查，聽說了張大千在莫高窟，去拜訪他，他們長談了兩個晚上。張大千對莫高窟偉大的藝術和文化價值看得很透徹，他對當時莫高窟仍像歷史的廢墟那樣處於被遺棄中而痛徹心扉。他提出保護敦煌的建議。於右任把這建議帶回重慶，於是國民政府決定成立國立敦煌藝術研究所，聘請常書鴻到千裡之外的敦煌籌辦。

　　徐悲鴻和梁思成都支持這個決定。

　　常書鴻來到敦煌，有一條曲折堅韌的路。6年前他在巴黎研學繪畫時，偶然看到竊取敦煌文書的法國學者伯希和所著《敦煌石窟圖錄》，即被強烈震撼。他心中懷有奔往敦煌的渴望。1943年，當於右任把這個消息告訴他，他毅然奔赴敦煌。

　　此時，張大千正要離開敦煌，常書鴻正好來敦煌。他們好像在做一個偉大的文化使命的傳遞。敦煌是幸運的。在這裡工作兩年多的畫家張大千不僅臨摹大批壁畫，還將數百個洞窟進行斷代與編號。這是純個人的行為，卻為莫高窟的保護作出首要的貢獻。張大千在《我與敦煌壁畫》中寫道：“學術界對我在敦煌的工作，為文評贊，實愧不敢當。但是能因我的工作而引起當道的注意，設立國立敦煌藝術研究所，使國人普遍注意敦煌壁畫的文化價值，也算略盡書生報國的本分了。”張大千臨行時，還給了常書鴻一個紙卷，叫他回去再看。常書鴻拿回去一看，原來是一張能夠在石窟附近找到蘑菇的路線圖。這既表達了真正的藝術家之間的惺惺相惜，也體現了當時莫高窟生活極其的艱辛。

　　常書鴻是1943年3月27日到達敦煌的。張大千5月離開莫高窟去往榆林窟，6月離開敦煌。這期間發生過什麼，歷史文獻總是有限的。然而，今天發現的“孤枝獨鳥圖”，告訴我們這期間一個從不知道的重要的細節。特別是謝稚柳在畫上的題跋提供了太多的信息。

　　1943年4月3日，也就是常書鴻來到敦煌的第八天。張大千與正在莫高窟考察的謝稚柳一起到常書鴻的住所做客，他們一定是相談甚篤，告別分手時，張大千與謝稚柳要合作一幅畫作為留念。

　　於是，當場擺開紙墨筆硯。謝稚柳先在畫面右上角畫了一隻長尾的鳥雀。他用了自己擅長的宋人“宣和體”的筆法，鳥兒畫得既精工又生動。然而，他隻畫了這一隻孤鳥，神氣還有些特異：它佇立那裡，雙目圓睜，目光如炬，鎮定而專注。他為什麼畫這樣一隻鳥？顯然站在一邊的張大千已經心領神會。他隨后“補景”，畫了一根光禿禿的枯枝。他叫這鳥“獨立枝頭”。他還在左下角，同樣採用宋人畫法，雙鉤填色，畫了一束俊美的老葉，然而葉面上有虫噬的孔洞。此時的常書鴻一定明白，這不是一般的花鳥畫。這束帶著虫噬洞孔的老葉是莫高窟，這隻獨守枝頭的鳥兒正是他自己。兩位畫友知道他即將開始保護偉大的敦煌的事業，深知大漠的荒涼和守護莫高窟的寂寞與艱辛，便把對他的期望、贊美、支持的深情寄寓筆墨之間。文人以詩詞互答、書畫相贈為傳統，以至我們今天讀畫時，能深解其意，深受感動，從而感受到那一代藝術家對祖國文化的愛，他們的擔當與良心！

　　這幅畫不應該飄落世間，不應私藏，應該回歸敦煌。它是在敦煌畫的，它是敦煌保護史上一個十分珍貴的細節。它是敦煌重要的文物。我要“通風報信”，盡快把這事告訴敦煌。

　　有幸的是，敦煌研究院的攝影家、同樣在敦煌奮斗了一生的吳健來天津大學做《敦煌的數字化保護》的演講。我見到他，把這幅畫告訴他，並把照片發給他。

　　三天后，吳健打電話告訴我，敦煌那邊已有民間人士買下這幅畫，有意捐贈給敦煌研究院。

　　於是，我心裡有種說不出的穩妥感。敦煌的歷史，沒准兒因為這幅小畫，會更豐滿、更生動、更有說服力和一種文化的精神。

　　《 人民日報 》（ 2026年06月08日 20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