剛剛過去的“五一”假期，地處太行深山的河北淶源縣城格外熱鬧——時隔17年，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閣院寺正式恢復常態化開放。

　　學界普遍認為，閣院寺主體建筑文殊殿建造於遼應歷十六年（公元966年），是我國現存“八大遼構”中建造年代最早的一座。此前這座千年古剎因修繕未常態化開放。

　　“在保護好文物的前提下，我們制定了科學規范的游覽管理方案，讓古建筑‘活’起來、‘火’起來。”淶源縣文化廣電和旅游局黨組成員郝鑫說，“五一”期間，閣院寺累計接待游客5000余人次。

　　步入寺中，滄桑古意扑面而來。

　　閣院寺從南至北依次建有天王殿、文殊殿、藏經樓，其中天王殿、藏經樓為明代建筑，居中的文殊殿顯得尤其古朴庄重。殿前兩株千年古鬆，見証了這裡的變遷。

　　“五一”期間，當地文旅部門每天安排6場免費講解，淶源縣文物保管所原所長安志敏便是講解員之一。

　　1997年退伍轉業到此工作直至退休，安志敏常年接待高校師生和專家學者，全程跟隨、虛心求教……時間一長，他從“門外漢”成長為“土專家”。

　　“從寺內保存的石碑和相關資料來看，閣院寺在漢代初建，唐代重修。”安志敏對游客們說，這樣一座千年古建得以留存實屬不易，我們應該保護好、研究好、宣傳好。

　　文殊殿有著中國古建標志性的大屋頂，出檐深遠，斗拱雄壯，遠看如雄鷹展翅翱翔，恰如《詩經》所雲“如鳥斯革，如翚斯飛”。著名建筑歷史學家莫宗江曾評價，遼代工匠運用斗拱結構已達到從容不迫、游刃有余的境界，文殊殿便是絕佳范例。

　　雄渾之外，更藏精細巧思。

　　殿前常見這樣一幕：不少游客不進入殿內，而是站在窗前仔細端詳。“這裡保留著遼、元、明、清多個朝代的窗櫺，簡直就是一個‘古代窗櫺博物館’。”北京游客王繼宇感慨道，“若不仔細研究分辨，還真不知其中學問這麼深。”

　　安志敏說，古代木結構建筑的門窗易損難存，文殊殿的窗櫺歷經多次破損、更換，逐漸形成多個朝代窗櫺共存的獨特格局。

　　推開殿門，頓生寬敞之感。《淶源縣志》記載，文殊殿面闊三間，進深三間。“這麼大的建筑，內部竟然隻有四根柱子支撐？”游客梁奕的話，道出不少人的疑問。

　　安志敏耐心講解：“文殊殿採用‘減柱造’方式，原本僅有兩根立柱，有效改造殿內空間，另外兩根柱子是后人為保護建筑所加。1000多年來，文殊殿從未落架大修，完好保留遼構風貌。經天津大學、北京大學研究團隊測定，兩根原柱為唐代木料，沿用至今。”

　　正午時分，游客們熱情不減。陽光透過窗櫺，照亮了牆壁上被黃泥覆蓋的壁畫，引得眾人駐足。

　　文殊殿東、西、北三面牆壁上有大幅壁畫，大部分被黃泥覆蓋，僅北牆東側有一處裸露面積較大，可以看出壁畫線條流暢生動，採用了“瀝粉貼金”的手法，盡顯唐代遺風。

　　莫宗江在《淶源閣院寺文殊殿》一文中記載，原壁畫是一幅貫通整個牆壁的大構圖，該壁畫配合原來當中的主像雕塑群組作為這座殿內的主題，和四壁上強大的斗拱所構成的氣勢，是在敦煌也很少見的。

　　走出殿門，安志敏指向文殊殿東南側的一口鐵鐘——飛狐大鐘，講起一個故事。

　　宋遼時期，淶源地處宋遼邊界，曾稱“飛狐縣”，鐵鐘遂得此名。這口鐘與文殊殿風雨相伴900余年，已露鏽色，但鐘體厚重，音質極佳，史書稱其“渾渾然有太古之韻”。

　　據河北大學宋史研究中心教授梁鬆濤考証，飛狐大鐘鑄造於遼天慶四年（公元1114年），鐘高1.6米，口徑1.5米，重約兩噸。鐘身所鑄的1200多個漢字和55個梵文，更是歷史研究的寶貴資料。

　　“銘文反映了遼代晚期宗教信仰、官職制度等情況。”梁鬆濤說。

　　“遼代寺廟大多坐西朝東。文殊殿在唐代寺廟基址上重建，保留了坐北朝南的唐代風范，這體現了某種文化認同。”安志敏說，遼代木構建筑延續了唐代“以勢壯為美”的審美風格，這是中華民族共同體形成發展的生動見証。

　　風雨千年一寺中。古寺、古建、古鐘無言，卻講述著無比精彩的故事。置身其中，眼前仿佛不只是一座千年的建筑，更是“活”了1000年的生命。

　　（據新華社石家庄電 記者李鳳雙、蘇凱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