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國文化是中國的超級文化IP，蜀漢故地成都、曹魏興盛之地許昌、三分天下策源地襄陽、東吳第一都南京，多地都有豐富的三國文化與遺存遺跡。

　　千百年來三國文化傳承相續，包含著“忠義仁勇”儒家價值觀、智慧謀略、英雄主義等豐富內涵。就三國文化的當代價值而言，沈伯俊指出“向往國家統一，歌頌‘忠義’英雄”是《三國演義》重要的精神內核。值得注意的是，在突出地方特色的視域下，三國蜀漢文化當代價值還包含了一些獨特的內涵。如劉備始終堅持“以德服人”“以民為本”的民本思想﹔諸葛亮“鞠躬盡瘁”的極致職業操守，“約己奉公、清正廉明”的自律品格，“科教嚴明，賞罰必信”的嚴法無私。此外，諸葛亮“非淡泊無以明志，非寧靜無以致遠”和《誡子書》，以及劉備“勿以惡小而為之，勿以善小而不為”的千古家訓，也是家風家教建設的鮮活資源。

　　其中，既富有深厚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精髓，又具有當代價值，能為鑄牢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直接提供歷史經驗的文化內涵，還包括諸葛亮的華夷思想、民族政策及治理經驗。諸葛亮平定南中后進行多方面治理：重新劃分行政區，健全郡縣制，削弱夷帥大姓勢力，尊重其習俗﹔推廣內地生產技術，修復道路，以加強與內地聯系﹔樹立中央權威﹔加強與內地聯系等等。諸葛亮南中治理起到了對邊疆建設和穩定的作用，具有積極意義。《三國志 諸葛亮傳》以“軍資所出，國以富饒”、裴注引《漢晉春秋》以“綱紀粗定，夷漢粗安”來概括其積極意義。當代學者韓國磐、翁獨健、余明俠、黃劍華、羅開玉、王子今和方光華等都對諸葛亮的南中治理進行了高度肯定。梁滿倉對諸葛亮治理南中從四個方面進行了評價，即“迅速結束戰爭，不失北伐時機”“實現了南中的基本穩定，免除了北伐的后顧之憂”“開發南中的兵源財源，支援北伐戰爭”“加快了南中地區的開發”等，認為諸葛亮“為祖國西南邊疆的建設和鞏固作出了重要的貢獻”。因此，一千多年以來諸葛亮受到南中各族人民的敬仰和崇拜。

　　諸葛亮南中平定及治理表現出儒家仁政愛民、華夷一統理念，其“民族政策”的制定實施，源於其儒家思想與性格為人，更由於其所處的時代環境、平定南中的戰略目的、劉備集團素來秉持的“西和諸戎，南撫夷越”的“和”“撫”策略等。當然，還有一個重要原因就是諸葛亮受到巴蜀一貫以來用“和戎”之法處理民族關系的影響。南中就是三國時期對原西南夷的核心區域（主要是南夷部分）的稱呼，秦漢之際曾開發經營西南夷。

　　秦國早在秦惠文王、秦昭襄王時期就已開始經營巴蜀及西南夷邊緣。在川南宜賓至南中腹地修筑“五尺道”，設置郡縣並“置吏”進行管理，將西南夷納入中央王朝的直接管理區域。為了北擊匈奴，南平南越，漢武帝時代對西南夷有多次大規模的經略活動。其中唐蒙與司馬相如前后相繼頗有建樹。司馬相如開通西南夷的巨大功績是撤銷舊時的關隘，疏通靈關道路，在孫水源頭架設橋梁，把漢王朝疆域向西擴展到整個西南夷地區，這些地方都請求歸附稱臣。司馬遷高度評價司馬相如開通西南夷之功，《史記》不止一次提到司馬相如在通西南夷上的表現，並把《西南夷列傳》和《司馬相如列傳》先后編排在一起。諸葛亮治理南中的策略，顯然受到上述史事的影響。

　　中華文明的包容性從根本上決定了中華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歷史取向。我國各民族共同開拓了祖國的遼闊疆域，共同締造了統一的多民族國家，共同書寫了輝煌的中國歷史，共同創造了燦爛的中華文化，共同培育了偉大的民族精神。

　　近年來，作家們不斷推出表現中華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優秀文藝作品。小說如楊志軍的《雪山大地》、邱華棟的《空城紀》，舞劇如北京市委宣傳部、新疆維吾爾自治區黨委宣傳部聯合出品的《五星出東方》，話劇如西藏自治區話劇團的《八廓北院》等等。前述司馬相如出使西南夷，也有王軍的非虛構作品《司馬相如西南行》。《司馬相如西南行》專注而深入表現司馬相如打通“南域”的歷史功績，因為該功績常被其文採、風流所遮蔽，不為人熟知﹔但在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時代命題下，司馬相如這一段人生又特別契合新時代的命題，顯得格外有意義，值得濃墨重彩地進行書寫。

　　同樣，傳承發展三國文化，深入挖掘其當代價值，也應該對諸葛亮治理南中，長久地滋養和強化著西南各族的國家認同和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大書特書。

　　（作者艾蓮系四川省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研究員、習近平文化思想研究中心四川協同研究基地研究員，劉詠濤系成都大學文新學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