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國兩會期間，“養龍蝦”的話題登上熱搜。全國人大代表、中國工程院院士高文說：“現在大家急得不得了，生怕沒有養上‘龍蝦’。”

“龍蝦”是人們對一種AI智能體的別稱，輕量級的能當個人助理，幫使用者整理文檔、收發郵件、定行程、設鬧鐘﹔重量級的能直接上手編程，開發數字產品，還能運行測試。“龍蝦”這一別稱來自智能體OpenClaw的爪子圖標——看起來有點像龍蝦鉗。

3月6日，騰訊雲在深圳總部舉辦了一場線下活動，現場工程師免費幫用戶部署OpenClaw，吸引了近千人排隊。此外，兩名全國政協委員——來自阿裡巴巴集團的中國工程院院士王堅和360集團創始人周鴻祎都表示，OpenClaw會變得更便宜、更普及。

熱議紛紛中，深圳福田區的“政務龍蝦”已經上崗了，負責分析民生訴求、辦理衛生許可等業務——這名基層服務人員7×24小時工作，過去要審一天的材料，它幾分鐘就能審完，還能生成報告﹔海量的民生訴求工單，它能快速分類、成稿、跟蹤，還善於學習過往案例，“教一次，用多次”。

早在基層政務服務受惠之前，大量中小企業已經收獲了“養龍蝦”的第一波紅利。

硅谷創業孵化器Y Combinator去年3月即披露，第一季度約有四分之一的初創企業，其代碼庫95%以上內容由AI生成。這批企業規模平均不到10人，卻實現了周均10%的增長率，部分團隊年營收已達千萬美元級別。

這一數據標志著，AI智能體從輔助工具變成了創業的基礎設施，初創企業人力成本大大降低，效率和盈利能力提升，“一人公司”（One Person Company，簡稱OPC——記者注）在全球興起。全國政協委員、首都經貿大學中國市場主體研究院院長屈慶超總結，實際上，所謂“一人公司”就是“個體+智能體”的組織形式。

“過去講，眾人拾柴火焰高。”屈慶超說，現在“生產工具平台不一樣了，創業不一定是人越多越好了”。他對科技創新領域的“一人公司”充滿信心，相信“這個群體一定會崛起”。

中國企業身處這股潮流之中。去年8月，國務院印發《關於深入實施“人工智能+”行動的意見》，明確提出鼓勵有條件的企業將人工智能融入戰略規劃、組織架構、業務流程等，加快培育一批底層架構和運行邏輯基於人工智能的智能原生企業。“一人公司”被視為這類企業的最小實踐單元。

深圳市龍崗區和無錫市高新區分別發布支持“養龍蝦”和發展“一人公司”相關政策的征求意見稿﹔杭州市上城區設立每年1億元專項資金，為不同發展階段的OPC提供精准服務，包括打造兩萬平方米“拎包入駐”型OPC社區等﹔濟南數智生態OPC社區啟動首月即入駐51家企業，北京、上海、蘇州、成都等10多個城市已建成或規劃了相似的社區。

“風口”正在落地，變成具體的產業實踐。

王堅對中青報·中青網記者表示，自己慎提“一人公司”概念，因為擔心公眾誤解，企業隻有“一個人”。“企業怎麼可能隻有一個人呢？”他說，“一人公司”是人工智能時代關於中小企業的“階段性說法。”

在全國政協十四屆四次會議特邀人士界別的小組討論會上，王堅表達了對中小企業的關切。

“我們應該有最基本的認識，中小企業真的是勇於創新的。”王堅在發言中提到，今年政府工作報告中有一句話令他感動，“推動更多初創企業加快成長為科技領軍企業”。他說，“沒有一個大人一出生就是大人”，不要用固化的角度，隻看到此刻的“領軍企業”，它們以前也是初創企業。他呼吁，不管技術怎麼變，都要關注中小企業的發展，這是永恆的話題。

他在小組會后對記者解釋，“人工智能技術是對中小企業最友善的”，“一人公司”的涌現正是在佐証這句話。

“人和技術結合在一起，這種經營形式自古有之，比如農業生產、手工作坊。”全國政協委員、上海交通大學安泰經濟與管理學院特聘教授陸銘解釋，因為物理空間不可分割，人類發展到機器大工業時代才有了“單位”這個概念，在固定的流水線上實施規模化生產才需要人去“上班”。隨著技術進步，工作和生活可以不用固定在同一個地方，企業可以“輕資產”，產品和服務可以“點對多點”，人們對“單位”這種組織的依附性也會越來越弱，“每一個人都可以是自己的公司”。

在陸銘看來，制度的設計要隨著技術的變革去改革。比如，傳統的金融體制下，企業融資需要“抵押物”，“‘一人公司’可能就一台電腦，知識產權要如何質押”﹔針對這些“一人公司”，企業破產和個人破產也會越來越分不開，要加快立法，對相關者形成保護﹔再比如，當下的社保體系建立在有雇佣勞動關系的基礎上，靈活就業者和“一人公司”有時候“找不到雇主”，陸銘建議在社保體系上有更靈活的設計，保障這個群體的福利。

陸銘說：“制度設計要跟上這個時代。”

在人工智能時代，另一個關注點是“AI會不會取代人”“會不會造成大量失業”。在全國兩會的會場上，這樣的問題，全國政協委員、奇安信集團董事長齊向東被問了很多次，他對記者表示，年輕人要更新觀念，成為AI的駕馭者，這樣不僅不會被AI取代，反而能讓AI幫助自己創造更好的工作。

“每一輪的技術革命都沒有增加人的失業，反而都促進了人的就業。”齊向東說。在他看來，企業的產業節奏也要根據AI的發展要求快速進行結構性調整。

據了解，目前在國內，“一人公司”的創業者多為高學歷、有行業背景的“超級個體”，創業領域包括內容創作、跨境電商、軟件服務開發、知識付費等﹔他們的AI“員工”能生產，能運營，能做品牌建設和法律咨詢。

不過，這種創業模式也存在一些突出問題，比如缺乏大企業背書，難以獲得市場信任，好產品賣不出去﹔初創時一人模式很高效，一旦擴產能，“輕資產”的優勢又消失了，管理成本也會增加﹔AI生成內容的邊界模糊，存在版權歸屬、安全責任、數據隱私等問題。據悉，工業和信息化部已提示OpenClaw等AI智能體存在較高安全風險，而“一人公司”往往缺乏足夠的法律和風險抵御能力。

每當有新的AI產品受到廣泛關注，全國政協委員、中國宏觀經濟學會副會長劉尚希就會試用，“不能光看別人的測評報告”。

他認為，作為參與國家政策制定的經濟學家，對新業態、新模式必須了解，才能研究產業政策、宏觀政策如何發揮作用，財稅怎麼與數字經濟、數字社會、數字政府匹配。比如，工業化時代產生了“法人”，對於數字智能時代的“一人公司”，有些法律責任是法人還是自然人履行？劉尚希呼吁，宏觀政策的制定者需要在原有基礎上，找到現有經濟理論與新現象、新趨勢的不適應之處，確定哪些方面要調整，要創新。

“大樹要頂天立地，小草要鋪天蓋地。”屈慶超的企業數據庫裡，數字化、智能化的“小草”展露蓬勃生機。他說，要為“小草”創造更包容的發展環境，因為“再偉大的企業也是從小草長出來的”。

中青報·中青網記者 秦珍子

來源：中國青年報

2026年03月10日 0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