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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馬當先、汗馬功勞、躍馬揚鞭、龍馬精神，還有那“春風得意馬蹄疾”的千古佳句。古人愛馬，才會將這般美好的寓意，盡數賦予它、贊美它。

今天的人們，尤其是都市人群，或許對馬有些陌生了。我們鮮有機會騎馬甚至親眼見馬，既不了解馬的品種差異，也不清楚它們在歷史上曾扮演的重要角色，更對與之相關的文化習俗感到生疏。對這位人類的昔日摯友，我們已然疏遠許久。

春節將至，丙午馬年即將到來，這正是重新親近它的好機會。為此，《天府周末》推出特別報道，將圍繞四川特有馬種，以及歷史上的馬、文物中的馬、名家筆下的馬等不同角度，深入挖掘馬年文化內涵，增進讀者對傳統文化的認知。

“騏驥一躍，不能十步﹔駑馬十駕，功在不舍。”辭舊迎新之際，我們希望通過這組特別報道，祝願各位讀者在丙午馬年萬事如意，馬到成功！

2月10日，在輾轉涼山州布拖、普格、昭覺等地取景，歷時一個多月的拍攝后，電影《馬背上的薪火》在西昌順利殺青，有望在丙午馬年與廣大觀眾見面。

該片由克惹曉夫編劇並執導，以省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性項目“彝族賽馬習俗”為背景，講述少年依撒阿裡自幼與馬結下不解之緣，歷經家庭變故、都市彷徨后重返故鄉，最終在賽馬場上找回自我，成長為一代“馬王”的動人歷程。

文脈千載，馬是四川歷史文化長河中不可或缺的因子。少了馬，四川就失了一種味道。在形成於唐代、延續上千年的茶馬古道上，馬不僅是馬幫、商隊倚重的可靠交通工具，其自身也一度成為重要的商貿物資。時至今日，在川西高原和攀西地區，馬依然在當地群眾的日常生產生活中發揮著重要作用，由此衍生的一系列民間文藝、民俗活動、手工技藝等，仍在豐富著人們的精神生活。

馬年將至，讓我們一同走進川馬的傳奇故事，探尋這份跨越千年的文化印記。

從高大善馳到矮小善馱，建昌馬因需求而變化

丙午馬年將至，馬自然成了各地競相挖掘的文旅資源。在日前舉行的2026年四川省兩會上，省人大代表、甘孜州文化廣電旅游局局長劉洪透露，今年該州至少有12個縣將推出賽馬、馬術及系列文化活動，讓厚重的馬文化在草原上煥發鮮活生機。

對於今天的城鎮居民來說，日常生活中已難覓馬的蹤跡。但在四川歷史上，尤其是今天的川西高原和攀西地區，馬曾是一種很常見的動物，更是當地農牧民代步、運輸的主要工具。據《四川省畜禽遺傳資源志》記載，當地人根據生產、生活的需要，經過不斷選育，逐步形成適應當地生態環境的甘孜馬、建昌馬、河曲馬三大品種。

今年1月初，抖音視頻“馬背上的法官”正式上線，24小時內吸引近7000萬人次點擊，點贊量破百萬。在鏡頭中，顛簸的馬背視角，一枚庄嚴的國徽，在寒風中卷起的案卷，馬背法官的身影奔走在蒼莽雪色與陽光之間，將公平正義的種子播撒在雪域高原。視頻講述的“馬背法庭”故事，就來自甘孜馬的中心產區之一甘孜州德格縣。

元代以來，藏族商人常騎著駿馬、趕著馱牛，馱運各種土特產到康定交易。他們帶來的藏馬，尤其是青海玉樹馬與當地馬雜交，對甘孜馬的形成與發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河曲馬的外來基因則更為顯著。據《四川省畜禽遺傳資源志》介紹，唐代安史之亂后，吐谷渾、吐蕃等部落攻佔了位於河曲草原（今川、甘、青交界處）的養馬基地，波斯馬、大宛馬、烏孫馬等外來良馬就此落戶當地﹔后來，蒙古馬也進入河曲地區，這裡廣袤的草原成了外來馬生存和繁衍的天地。經過長期的自然和人工選育，最終形成了河曲馬這一獨特品種。

甘孜馬“四肢修長而粗壯，肌腱明顯，關節強大，蹄質堅實”，河曲馬“體質粗糙結實，外形均勻厚重，體軀舒展，骨量充實，筋腱強健，肌肉豐滿”。今天的建昌馬，則是一種體形矮短、耐力很好、善於馱運的小馬，是西南馬中的名馬。

“建昌地區是指歷史上大渡河以南、金沙江以北的廣大區域。唐懿宗咸通六年（865年），南詔國在這一地區設立建昌府，建昌因此得名。”涼山州史志辦原主任、四川旅游學院特聘研究員羅瑾介紹，在歷史上，建昌地區其實一直出產高大英俊的馬匹，例如漢代當地所產良馬名為“天馬子”，唐宋時期向朝廷進貢的名馬均體形高大、外形俊美、善於奔跑，元代出產的羅羅馬、蒙古馬、站赤馬也皆是高大善馳之馬。

到了清代，建昌馬發生了明顯變化。清代建昌地區即四川寧遠府，仍然盛產馬匹，但一改往日的高大善馳，變為矮小善馱。

江蘇丹陽人陸炳在乾隆年間游歷四川后寫道：“鬆潘馬大如牛疲，建昌馬小如驢蹇。川西川北馬中適可騎，川南川東馬少難為選。”四川文人李調元也表示：“建昌出名馬，慣走似奔泉。棧道登雖險，沙堤踏似綿。”

一言以蔽之，清代建昌馬身形如驢般矮小，其特點是耐力極強、善於馱運。

羅瑾介紹，據專家學者研究，這是因需求變化而加以選擇和培育的結果。清代對高大善馳的驛馬、軍馬、貢馬的需求大大減少，隨著建昌山區的開發、商業的發展，人們在日常生活和商業運輸用馬方面的需求日益凸顯，善走山地的小型馬種逐漸獲得更多青睞。時至今日，矮小善馱的建昌馬，仍是涼山地區的主要馬種。

從茶馬古道到抗戰前線，川馬立下汗馬功勞

成都市青羊區有一條長約300米的馬鎮街。據袁庭棟所著《成都街巷志》記載，馬鎮街的得名，源於昔日設在街中的馬政司衙門。自宋代起，這裡便是四川地區管理馬政的核心場所，足見馬在歷史上的重要地位。

設立馬政司衙門，核心目的便是管理茶馬貿易。“古代的馬，是軍隊重要的戰備物資，更是鞏固政權、爭奪資源的先決條件。”四川農業大學教授、中國藏茶文化研究中心主任竇存芳表示，西北地區盛產良馬，而當地少數民族以肉類、奶酪、青稞為主食，缺乏蔬菜水果﹔西南地區出產的茶葉，兼具解膩、消食、止渴等功效，兩地的茶與馬各有優勢、互為所需，為茶馬貿易奠定了基礎。

早在唐睿宗時期，吐蕃為確保能從唐朝獲取急需的生活用品，便提出以益州（今成都）四鎮通市往來，作為唐蕃聯姻結好的條件。彼時唐朝良馬短缺，急需吐蕃戰馬充實騎兵，於是在706年“神龍會盟”后，雙方恢復經濟交流，712年后正式開啟以茶換馬的互市交易，僅當年馬的交易量就達4.8萬匹。

茶馬互市就此成形，並成為茶馬古道的核心內涵。竇存芳介紹，茶馬古道作為系統性的貿易與文化通道，形成於唐代，興盛於宋明，直至20世紀中期，才因現代交通運輸的發展而逐漸式微。

20世紀90年代初，木霽弘、陳保亞等6位學者率先提出“茶馬古道”這一概念，很快獲得業界廣泛認同，成為我國茶業、文化、旅游、影視等相關領域的熱門話題。

其中，川藏茶馬古道以四川為起點，通往西藏、甘肅、青海等地，進一步連通印度、尼泊爾、不丹等南亞、中亞國家，形成龐大的道路交通網絡。它與古蜀道、南方絲綢之路、唐蕃古道交錯重疊，成為亞洲大陸歷史上最為龐大復雜的貿易通道之一。由此形成的四川馬幫，並非單一群體，而是由騾馬隊（馬幫）和人力運輸者（背夫）共同構成的綜合運輸體系。

竇存芳解釋，在川藏茶馬古道體系中，川青道、川南道等地勢相對平緩的區域，多由專業商隊或少數民族組建馬幫，用騾馬馱運茶葉、布匹等貨物﹔而川藏道雅安至康定段，因山高路險、騾馬難行，人力背運便成為主要運輸方式。

隨著朝代更迭、社會變遷，加之馬種各異，馬的角色也在不斷轉變。體型小巧、耐力強勁、善於運輸的馬匹，能夠在缺氧、陡峭的茶馬古道上通行，既充當貿易載體與交通工具，也是重要的交易對象。竇存芳說，馬幫用馬馱茶進藏，返程時則換馬而歸，換回的馬匹主要來自青藏高原及西北地區，其中以體格健壯、耐高寒、善長途跋涉的河曲馬最為典型。

進入20世紀，川馬走出茶馬古道，在更廣闊的舞台上“建功立業”。

長期以來，馬在戰爭、運輸、農耕等諸多領域都發揮著至關重要的作用。隨著科技不斷進步，馬的地位雖逐漸退居次要，但在國防軍事領域，騎兵、炮兵、通信兵等仍需倚仗軍馬，承擔運輸與騎乘的重要任務。

抗戰時期，川軍在前線浴血奮戰，川馬也立下了汗馬功勞。羅瑾介紹，抗戰后期，滇西前線急需馱馬支援，涼山各族人民積極響應，供應了上萬匹騾馬，西昌、越西、冕寧等地甚至有農民主動交出家中僅有的役馬、種馬，用赤誠之心支援前線。

新中國成立后，建昌馬依然發揮著重要作用。羅瑾回憶，在三線建設期間，僅甘洛縣境內，1965年就組織了340萬人次、500匹馱馬、20輛馬車參與運輸，貨運量達2.44萬噸。直至21世紀初，建昌馬仍是涼山地區不可或缺的重要交通運輸力量。

從馬兒燈到賽馬習俗，四川非遺展現蓬勃生機

成都銀花絲制作技藝是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性項目。馬年將至，位於成都文殊坊街區的道安銀花絲工作室一片忙碌。省級代表性傳承人王曉璐與團隊成員各司其職，拉絲、掐絲、焊接、打磨，一件件承載著“馬到成功”“一馬當先”等美好寓意的馬元素銀花絲作品，在指尖慢慢成形。

除了用傳統手工技藝詮釋馬的意象，四川還有不少與馬直接相關的文化遺產，在歲月流轉中得以傳承。

流行於瀘縣等川南部分地區的牛灘馬兒燈，起源於明末清初的馬幫文化，由當時人們將流行唱腔、鑼鼓韻律，與馱馬的基本步伐相結合演繹而成。表演者將紙或布制成的馬頭、馬尾分別套在身上，在鑼鼓等打擊樂的伴奏下載歌載舞，表演內容涵蓋《孟姜女》《安安送米》《天仙配》等經典民間故事，極具鄉土氣息。

瀘縣文化廣播電視和旅游局局長馮秋蘭介紹，牛灘馬兒燈表演前，表演者要向表演對象或現場觀眾說吉利話，俗稱“四言八句”﹔表演結束后，還要向主人辭行、念誦祝福話語，比如“鑼鼓打得鬧沉沉，牽著寶馬敬主人。自從我燈來耍后，金銀滿屋福滿門”，隨后主人會向表演者贈送紅包，或留其用餐，場面十分融洽。

在川西高原和攀西地區，馬是與當地人朝夕相伴的好伙伴，從古至今始終在生產生活中發揮著重要作用，與之相關的民俗文化更是豐富多彩、底蘊深厚。

賽馬和馬術運動廣泛流行於甘孜、阿壩、涼山三州，在四川省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性項目中，康定“四月八”跑馬山轉山會、理塘賽馬會、紅原芒卓甲扎（紅原馬術）、若爾蓋河曲馬賽馬節、彝族賽馬習俗等均是當地文化的鮮明標識。

1980年出生的彭措，參與創辦了紅原縣邛欽馬術演藝有限責任公司，如今是紅原芒卓甲扎省級代表性傳承人。“馬是藏族不可或缺的忠實伴侶，更是生產生活中的重要交通工具。”他介紹，芒卓甲扎是基於養馬、馴馬習俗形成的民間馬術活動，主要設有速度/耐力賽馬和馬術技巧兩大比賽項目，其表演特色的核心，是騎手在飛奔的馬背上做出高難、驚險、優美、巧妙的動作，盡顯游牧民族的勇氣與技藝。

精美的馬鞍、服裝、配飾等，也是芒卓甲扎表演的一大看點。彭措介紹，芒卓甲扎所用的馬鞍，通常以鬆木為原料，牦牛皮繃面，用牛皮繩手工縫制而成，質地輕巧細膩。“馬匹從來不是單純的牲畜，而是牧民愛惜、尊重的朋友，甚至是家人。馬術運動也不是用來夸耀炫技的，而是游牧民族生活智慧、生存技能與勇氣的結合。”

“彝族民間處理糾紛時，常說‘一個人值一匹馬’，這句話足以說明馬在彝族文化中的重要地位。”在拍攝《馬背上的薪火》之前，克惹曉夫曾擔任涼山州非遺保護中心主任。他介紹，彝族賽馬比試的不僅是馬力與速度，更包括騎技、姿勢與技巧。典型的彝族賽馬並不以速度取勝，而是著重考驗“人馬合一”的境界，類似現代馬術運動中的盛裝舞步，要求騎姿瀟洒、風度翩翩、動作行雲流水，優秀的騎手甚至能端著酒杯坐在行進的馬背上，做到滴酒不洒。

在彝族地區，賽馬習俗並非孤立的文化現象，而是深深融入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克惹曉夫舉例說，在彝族火把節上，賽馬是民間體育競技的重要環節，用以展現男子的英武之氣﹔而在另一個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性項目——彝族民間送靈歸祖儀式“尼木措畢”中，賽馬也是不可或缺的重要活動。

“非遺的活力是多形態、多樣化的。”克惹曉夫表示，除了民間體育競技，彝族馬文化還通過畢摩繪畫、支格阿魯英雄史詩等文藝形式，以美術、音樂、民間故事等多樣形態得以表現和傳承，在新時代彰顯出蓬勃的生命力。

□四川日報全媒體記者 余如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