卜工教授做客成都考古中心進行學術交流分享。

三星堆遺址出土的銅人面具。 新華社記者 貝赫 攝

　　11月18日，著名考古學家、廣東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卜工教授做客成都考古中心，以“從古蜀看上古”為題，帶來一場學術交流分享。圍繞中國上古文明與古蜀文明，憑借淵博的學術積澱與別具一格的視角和維度，卜工教授為觀眾開辟了歷史探秘的嶄新視野。講座后，卜工教授接受了記者採訪，進一步對其觀點進行闡釋。他表示：“三星堆是中國考古第二個百年的關鍵詞。”

　　考古學視角下

　　三星堆為何具有劃時代意義？

　　從古蜀看上古，也是在上古的坐標裡探尋古蜀所扮演的角色，首先便要理解上古時代的具體含義。就階段性研究成果來看，卜工認為，距今2萬年到西周初年就是中國的上古時代，其中又分為早、晚期：距今2萬—1萬年為早期，主題是陶器開啟的上古文化之旅﹔距今1萬-3000年是晚期，主題是制度開啟的文明進程。仰韶、紅山、良渚、龍山、三星堆等在內的眾多史前文化，都屬於上古時代晚期。

　　在眾多上古時代的遺址當中，作為古蜀文明的代表，三星堆有著怎樣的地位？“中國考古每百年必出新的關鍵詞。”卜工談道，2025年是仰韶文化發現暨中國現代考古學誕生104周年。對於中國考古來說，第一個百年主題是考古學文化建設，關鍵詞是仰韶村，而第二個百年的主題是深度研究，關鍵詞就是三星堆。

　　三星堆為何意義深遠？“三星堆發掘過程中呈現出涉及繁多學科的全新材料和諸多謎團，也帶來了考古理念的創新——科技考古提前介入，多學科聯合攻關，創造出產學研合作新模式，對中國考古影響深刻、深遠。”卜工告訴記者。

　　中國方案的文明標准下

　　古蜀文明有著怎樣的地位？

　　從文明的維度來看，三星堆在世界范圍內又有怎樣獨特的價值？卜工將中國方案下的文明標准概括為十六個字：超級工程、頂級墓葬、中心聚落、特色禮器。“這是上古文明起源的標准，也是國家起源的標准。任何遺址中含有其中一項，便可推定其進入文明。”卜工表示。

　　他進一步解釋道，超級工程是社會生產力水平充分發展的產物，也是社會組織動員能力、治理管理水平的綜合體現﹔頂級墓葬彰顯國家實力，既是基礎設施的硬指標，又體現出制度理念的軟實力﹔中心聚落表現國家職能，既體現出按地域劃分國民，又展現出脫離社會的公共權力﹔特色禮器筑牢國家根基，在國家化進程中，特色禮器就是旗幟。

　　卜工稱，以三星堆為代表的古蜀文明中，最典型的文明標志便是特色禮器。遺址中發掘出土的巨型青銅人像、造型奇特的青銅面具、發式各異的青銅頭像以及覆蓋其上的黃金面具、數株高大的青銅神樹、黃金制作的“盟圖”等，均展現出其獨特的文化面貌。

　　八座“寶藏坑”各有主題

　　器物中暗藏三星堆文明制度的線索

　　從三星堆的大量禮器中，又能挖掘出怎樣的文明信息？在卜工看來，這些呈現一定規律的器物，正蘊藏著古蜀文明制度根基的線索。

　　以三星堆二號坑出土的文物為例，67根象牙、44件銅人頭像、20件銅人面具，以及青銅尊、青銅罍、青銅神樹等器物，形成了“閱兵布陣”的形式。經過研究，卜工得出關鍵性推論：這裡體現了“前歌后舞”的“古蜀方陣”——五個器物板塊“祭祀對象、祭祀主體、儀仗干戈、銅頭銅腦、象牙舞隊”，展示的是古蜀“前歌后舞”陣容。在他看來，周武王牧野之戰后創作“大武舞”的線索，已在二號坑中初露端倪，八佾舞的歷史源頭也躍然紙上。

　　除了二號坑，卜工還認為，三星堆遺址中每座寶藏坑中都有一件為該坑“定性”的獨特器物：一號坑是“卷軸藏圖”，見証了古蜀埋盟儀式﹔三號坑是騎獸頂尊，這是祼禮灌祭的物証﹔四號坑是辮發銅人，講述著探路報功儀式﹔七號坑的龜背形網格器，或與三星堆人的佔卜儀式有關﹔八號坑的青銅神壇，則詮釋了當時頂級的祭天儀式。“不同的寶藏坑有著不同的主題，從器物中，我們也能看到三星堆文明豐富多彩的制度。”

　　“三星堆遺址是一處多種禮儀制度匯演的大舞台。”卜工說道，“看到這些器物，我們仿佛能夠想象，上古時代的帷幕即將落下，西周以后就是中古時代，就在此時，三星堆古城盛大的儀式點燃了上古時代長江文明最后的榮光。”三星堆人所留下的大量精美青銅器，為上古時代最后的精彩畫上神來之筆，也是上古時代長江文明的“絕唱”。

　　成都日報錦觀新聞記者 王茹懿 攝影 詹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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