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樂是人類文明的有聲歷史，承載著一個民族的精神追求與文化記憶。近日，來自河南博物院的華夏古樂團來到成都博物館，為蓉城觀眾帶來古代音樂文物沉浸式展演。該展演作為“錦城絲管：和合共鳴的音樂成都”特展的配套活動，活態展示了中國古代音樂史。“喧然名都會，吹簫間笙簧。”在中國古代音樂的發展歷程中，以成都平原為中心的蜀地音樂文化以其深厚的歷史底蘊和多元的文化交融，成為中華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以展覽文物為窗，數千年來，成都音樂藝術的起承轉合，展現出這座城市開放包容的文化氣質，更成為中華文明多元一體、和合共鳴的生動寫照。

古代巴蜀 音樂萌芽與禮樂之音

以成都平原為中心的長江上游地區，自古以來便是中華文明的重要起源地之一，猶如一顆璀璨的明珠鑲嵌在華夏大地的西南邊陲。這片豐饒的土地，不僅孕育了悠久的歷史與文化，更在音樂的天空綻放出獨特的光芒。早在新石器時代，成都平原及周邊地區的先民，便在這片肥沃的土地上勞作生息，孕育出了原始音樂的萌芽。

西漢學者揚雄在《蜀王本紀》中曾描繪古蜀人為“文字未識，禮樂未興”，這一記載使得古蜀在2000多年的歲月裡，被世人誤解為一片遠離文明的蠻荒之地。然而，隨著近幾十年考古學的深入探索，三星堆和金沙遺址的銅鈴與石磬，成為巴蜀之地禮樂文化萌芽的有力証明。

1986年，三星堆一、二號祭祀坑的驚世發現，讓43件銅鈴重見天日。這些銅鈴大致可分9種類型，有的銅鈴音高清晰，有的則大小、寬窄、厚薄與音高都能有序排列，仿佛訴說著古蜀人對音樂的獨特理解和追求。而2021年三星堆新發現的6座祭祀坑中，再次出土了一批銅鈴，形制與中原二裡頭遺址出土的銅鈴相似，表明古蜀與中原文明之間的深厚聯系。與此同時，碎成幾塊的石磬在8號坑中被發現，經拼接后展現出其完整的形態和敲擊發音的功能，成為古蜀禮樂文化的重要物証。

小巧精致的銅鈴，仿佛能穿越時空，回響在古老的祭祀儀式上﹔而看似平凡的石磬，其上精心鑽制的小孔，則透露出它曾是懸挂敲擊的樂器。這些珍寶，証明了早在3000多年以前，這片神奇的土地上就已經有禮樂相和的悠揚旋律。那時，古蜀祭祀之風興盛，音樂成為“通天地、和神人、諧萬物”的重要道具。在古蜀人的祭祀儀式中，音樂與舞蹈交織在一起，古蜀人通過音樂與舞蹈，祈求風調雨順、五谷豐登。這種獨特的祭祀方式，不僅展現了古蜀人對於自然的敬畏與崇拜，更體現了他們對於音樂與舞蹈的深刻理解與運用。

西周時期，隨著禮樂制度的形成，巴蜀地區深受中原禮儀文化的影響，同時也為華夏“禮樂文明”的發展作出了獨特貢獻。至戰國時期，巴蜀地區成為秦楚必爭之地，軍旅之樂得以發展。在頻繁的戰爭中，巴蜀地區的音樂文化逐漸融入了軍事元素，形成了獨特的軍旅之樂。

《華陽國志·巴志》記載：“巴師勇銳，歌舞以凌殷人。”這句話不僅展現了巴蜀軍隊的勇猛與無畏，更揭示了巴蜀地區以樂舞震懾對手、鼓舞士氣的文化傳統。在戰爭中，巴蜀軍隊或許會以激昂的音樂和舞蹈來鼓舞士氣，增強戰斗力。這種獨特的軍事音樂文化，無疑為巴蜀地區的音樂發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同時，巴蜀地區還出現了如虎鈕錞於、扁鐘等特色樂器。虎鈕錞於以其獨特的造型和雄渾的音色，成為巴蜀軍隊在戰場上指揮作戰的重要工具。扁鐘於戰國時期巴地出土較多，故又稱“巴鐘”，一般是單件，其鐘腔扁窄，音質清脆，常用於戰爭或祭祀。這些樂器不僅用於戰爭指揮，更成為巴蜀音樂文化的重要標志，展現了巴蜀人民在音樂領域的卓越成就。

漢唐盛世 文化融合與音樂繁榮

公元前316年，秦統一巴蜀，蜀文化自此融入中華文明的大一統藍圖。進入漢代，隨著中央政權對西南地區的深入開發，眾多移民涌入巴蜀，形成了以漢文化為核心，兼容並蓄的新格局。漢樂府的創立極大地促進了音樂文化的傳播與創新，巴蜀音樂在漢文化基底上，吸納了西南各民族的文化精髓，綻放出絢爛多彩的音樂風貌。

從成都出土的豐富陶俑中，我們得以一窺漢代巴蜀音樂文化的繁榮景象。說唱俑，造型獨特，表情生動，展現了漢代說唱藝人的風採。他們頭戴巾幘，身著長褲，姿態各異，或蹲或立，左臂環抱扁鼓，右臂持槌欲擊，張口露齒，眉飛色舞，仿佛正在進行一場引人入勝的說唱表演。舞俑則以曼妙的身姿和飄逸的長袖，演繹出漢代舞蹈的韻律美。長袖舞、盤鼓舞等舞蹈形式在漢代巴蜀廣為流傳，舞俑們身姿輕盈，長袖如風，每一個動作都洋溢著音樂的節奏與生命的活力。這些憨態可掬的陶俑，不僅反映了漢代巴蜀說唱藝術的廣泛普及與高度成熟，更彰顯了巴蜀人民樂觀幽默、熱愛生活的天性。

魏晉南北朝時期，民族融合加劇，南北樂府相互影響，為唐代音樂盛世的出現奠定了堅實基礎。至唐代，成都已成為“天下繁侈”的經濟文化中心，詩人杜甫在《成都府》中描繪了“喧然名都會，吹簫間笙簧”的繁華景象。

彼時，巴蜀地區的竹枝詞經文人整理與潤色，形成了獨特的七言四句詩體，生動展現了巴蜀的風土人情。至唐末五代，成都以“管弦歌舞之多、伎巧百工之富”名揚四海，成為花間詞派的發源地。后蜀趙崇祚編纂的《花間集》收錄了當時流行的曲子詞，對宋代詞調歌曲產生了深遠影響。這部作品不僅是唐代末年至五代十國時期詞壇的璀璨明珠，更是蜀地音樂文化繁榮與雅致的生動展現。溫庭筠、歐陽炯等文人以詞為歌，將細膩情感與蜀地特有的音樂旋律巧妙融合，描繪出一幅幅動人心弦的音樂畫卷。那些關於閨情、離別、相思的詞句，在燕樂曲調的伴奏下更顯婉轉動人，穿越時空，讓今人依然能感受到那份來自蜀地的音樂魅力與文化底蘊。

市井繁華 多元風格與戲曲興盛

宋元以降，城市經濟的蓬勃發展極大地促進了市民文化的興盛，音樂作為社會文化的核心元素，展現出前所未有的多元化面貌。成都，作為宋王朝西南的經濟重鎮與戰略樞紐，城內勾欄瓦肆星羅棋布，宴樂之聲不絕於耳，詞曲創作蔚然風氣。南宋學者王灼所著《碧雞漫志》，詳盡地追溯了曲名淵源及宋詞的發展歷程，凸顯了巴蜀地區在詞調音樂演進中的核心作用。

在這個充滿活力的時代，源自古老歌謠的採蓮舞在宋代巴蜀大地重新煥發光彩，成為流傳千古的文化佳話。其表演流程嚴謹而富有詩意，念白、吹曲、舞蹈與“採蓮令”的吟唱緊密相連，每一環節都宛如精致詩篇，細膩描繪出採蓮的歡愉與哀思。舞者們身披彩衣，手持蓮花，猶如仙子翩然而至，乘坐於裝飾精巧的彩船之上，在舞台上輕盈起舞，仿佛將人帶入碧波蕩漾的荷塘世界。

漢樂府中的《江南》篇章，以清新脫俗的筆觸勾勒出一幅幅勞動人民採蓮的歡樂場景，為採蓮舞的萌芽播下了靈感的種子。南北朝時期，採蓮曲風靡一時，猶如春風拂面，激起層層文化漣漪。至唐代，採蓮舞在大曲的基礎上達到了新的藝術巔峰。前蜀宮廷的《折紅蓮》隊舞，以其華麗繁復的道具、新穎獨到的舞台設計、宏大壯觀的場面，為宋代《採蓮舞》的最終定型鋪設了堅實的基石。

瀘縣的高浮雕樂伎石刻，穿越時空的界限，生動再現了採蓮舞的絕美風採。石刻中的舞者，手持蓮花，身姿曼妙，歌者與樂隊伴奏，和諧共融，生動傳神。盡管靜默無聲，卻仿佛能聽見那悠揚旋律，看見那輕盈舞步，感受到那濃郁的蜀地文化韻味。這兩件石刻作品，宛如一幅幅精美的歷史畫卷，將宋代採蓮舞的精彩瞬間凝固為永恆。

進入明清，隨著“湖廣填四川”的大規模移民，多元文化在此交匯融合，催生了諸如川劇、四川清音等獨具地方特色的音樂藝術。川劇自明末至清初逐漸成形，吸納了昆曲、弋陽腔、秦腔等多種聲腔元素，最終構建了包含五大聲腔的完整藝術體系。四川清音則承繼明代小唱傳統，以四川方言吟唱，曲調悠揚，音樂性強，被列為國家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

此外，宋元時期流傳甚廣的“薅秧歌”，在明清時期得以延續傳承。這種源自田間勞作的民歌，內容豐富，形式多樣，獨具川西民歌特色。至清代中期，隨著移民政策的推行，薅秧歌在都江堰柳街鎮等地廣泛傳唱，成為當地一張獨特的文化名片。

（成都日報錦觀新聞記者 王茹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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