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爾康，1934年出生於江蘇，考入南開大學歷史學系后，曾師從歷史學家鄭天挺攻讀明清史專業。他是國際知名的清史專家，代表作有《雍正傳》《清史史料學》《清代人物傳記史料研究》等。他同時也是新時期中國社會史研究的倡導者和推動者。

今年夏末，馮爾康教授回國，回到他熱愛了一輩子的南開大學校園。雖已90歲高齡，他仍以治學為樂。和他漫步在校園曲徑，聽他回顧南開歷史，講述平生治學心得，偶爾一縷夕陽落在他斑白的鬢發，讓人愈覺其智者的沉著和安詳。我們從青年讀者的角度多有請益，老先生一一耐心回答，最后不忘提醒年輕人要多運動，說自己還常去游泳館游上幾個來回呢。

年輕人應珍惜批評

被恩師鄭天挺“和顏悅色”了兩次

馮爾康1955年考入南開大學歷史學系，畢業后留校在中國古代史教研室當助教，半年后成為著名史學家鄭天挺的研究生。

馮爾康感念師恩深重，曾專門撰文回憶鄭天挺先生授課時的情形：毅生師（鄭天挺字毅生）講授明清史基礎課，開設《明史專題》《史料學》選修課。老師講課，緩緩而談，時有口語——“那個，那個”，此外沒有多余的話。他上課沒有講稿，手上拿著若干張卡片，比我們通常用的64k要稍大一些。后來聽傅同欽教授說，毅生師在講課之前，反復看他的卡片，有時似作默述狀，可見他的認真和下功夫。馮先生近日敬讀《鄭天挺西南聯大日記》獲知，老師在30年代授課前，總是“讀摘講授札記”“備講述之用”，老師是精益求精，非將功夫下到家不可，所以講授的內容非常清晰，我們接受起來很快。

馮爾康還談道，鄭天挺講授史料學，令他開闊了眼界，知道歷史學有那麼多輔助學科，諸如年代學、歷史地理學、印章學、目錄學、錢幣學等等，獲知史料學對史學研究的重要性及一些史料的搜集、考訂方法。他在后來所走的學術道路上，以相當大的熱忱和精力投注於史料學，寫出《清史史料學》《清代人物傳記史料研究》兩部專著。馮爾康說，追本溯源，這些研究受啟發於毅生師的史料學課程。

1959年明清史研究班開業的第一課，鄭天挺講授《明史的古典著作與讀法》。開宗明義，要求學生們精讀一本書，即張廷玉主修的《明史》。為什麼精讀一本書？何以選擇《明史》為讀本？怎樣才是精讀？先生對這些問題都作了明確的說明。馮爾康體會“精讀一本書”的方法，不僅是指導史學初學者的入門良方，也是史學工作者終身受益的方法，帶有普遍的意義。他也是這一方法的踐行者，“我做研究，不論是哪一朝一代、哪一個專題的歷史，都精讀一部史書，如我系同仁編著的《中國古代史》，我寫東漢史、三國史，主要精讀《后漢書》《三國志》。我把毅生師的方法還用到教學上。如在講授中國古代史基礎課時，對於多種通史教材和專著，要求學生認真閱讀其中的一種，其他隻作泛覽性參考。”

在馮爾康印象中，鄭天挺先生“總是那樣慈祥地面帶笑容，從不對人疾言厲色”，可是有兩次和顏悅色地含蓄地教導了他。“一次是上世紀80年代初中國科學院（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所召開中美兩國學者經濟史研討會，我原本要出席可是卻沒有去，毅生師說你應當去﹔一次是毅生師主編的《中國歷史大辭典》在天津召開工作會議，我在上課之后才到會，毅生師問我怎麼才來？他希望我出席國際學術會，是讓我有被學界認識的機會，也是表示南開大學歷史系有人從事相關研究﹔要我早點到會，為辭書編輯做點工作。”

談及此，馮爾康的感念之情溢於言表。他說：“我畢業時想報考研究生，未被批准，學校要我留校做助教。留校不久，歷史系為培養青年教師，鄭先生就將我收做了他的明清史研究生，所以我說他是我的恩師。”后來，馮爾康輾轉得知，當年能夠留校和成為研究生，鄭先生應該都是幫了忙的。當然，這也因為馮爾康的優秀。馮爾康入學時，恰逢南開大學實行優等生制度，他第二年就被評為優等生，還是學生論文競賽的獲獎者。

年輕人不要輕信“文物”

一枚“雍正”印章送到鄭天挺手中，他為何轉身就拿出了煤油燈

回憶起和老師鄭天挺的過往，馮爾康印象最深的是和老師的課后答疑。“那時老師給我們上課，課后有答疑時間，這是他自己規定的，一般是在下午四五點鐘的時候，大家隨意，不強求參加。”馮爾康說，這種課后答疑，經常隻有我和老師在教室裡問和答。

馮爾康一直在老師的關注下成長，遇到問題就向老師請教。鄭天挺先生上世紀50年代末起主持《二十四史》點校工作，因為將由中華書局出版，所以他為了工作，很多時候居住在書局。馮爾康到北京常到書局為老師安排的住處拜望。

“文革”結束后，風氣開放，馮爾康為寫作《雍正傳》常到北京查找資料，也常到老師家中拜訪並請教問題。他記得一次聊天時談起，自己在河南調研時聽當地一位文物部門的工作人員說，一個在監獄服刑的犯人報告自己有一枚曹雪芹印章，馮爾康當時就覺得可疑，判斷犯人有為立功獲減刑而做假的可能，但也不好多問。

待回津后見到鄭天挺，便向老師請教這件事的可能性。鄭先生遂舉了一個例子，“老師說解放前曾有一位文物商人帶著一方雍正‘為君難’的印章找到他，想賣給他。他請商人把印章留下，過兩天再來取。等人走后，鄭老師拿出煤油燈，用煤油洗掉了印章上的印泥。老師見多識廣，洗掉印泥后從刀工一眼就看出是新刻的。”馮爾康說：“老師舉這個例子是告訴我，對文物千萬不要輕信，也包括不要輕信其他的史料，一定要認真鑒定真偽，用鄭老先生的話說叫‘史料批判’。”

1980年夏天，由教育部同意、鄭天挺主持召開了第一屆“明清史國際研討會”。那場會議有100多位國內外學者參加，是改革開放以后我國歷史學界第一次大規模的研討會。這次會議上，馮爾康作為論文組成員為會議做學術服務，同時提交了關於雍正的論文。在那次會議上，他結識了不少人，也為很多學者熟識。當時國內環境還相對閉塞，學者們難以聽到國外的研究聲音。鄭天挺具有國際聲望，視野開闊，馮爾康能從老師處獲得一些信息，他記得鄭先生曾告訴他，美國人已經不研究大題目，而是研究具體的小題目。

年輕人應有創見

清朝得以立足於中國，重點在北不在南

馮爾康教授寫作《雍正傳》，是一段關於學術追求佳話。回溯寫作動機，馮爾康說：“本科階段，鄭先生給我們上明清史課時，就曾提到雍正這個人和他的時代值得注意。后來我做清史研究時，覺得雍正的政治改革措施非常有意義，比如攤丁入畝等政策都值得研究。”

上世紀80年代初，雍正帝的形象在學術界和民間逐漸正面化。此前，由於皇位繼承問題的爭議，雍正帝常被描繪為篡位者、暴君等負面形象。然而，隨著歷史研究的深入，越來越多的學者開始重新審視雍正帝的歷史地位和作用。馮爾康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決定撰寫一部全面、系統地評述雍正帝生平政績的傳記。他認為，做歷史的人應該把在歷史發展中起作用的人實事求是地寫出來。

馮爾康在為雍正立傳的過程中，特別注意將雍正的個性寫出來，“因為我開始寫《雍正傳》時歷史寫作還是很公式化的，給一個人定義階級性，那雍正當然是地主階級最大的頭子，我堅持的是按實際情況來分析歷史人物。”馮爾康尤其側重剖析雍正的人品，試圖將其性格的復雜性揭示出來。

馮爾康的研究不是孤立的，他寫雍正，不是研究雍正個人，而是研究那個時代。他將清朝歷史發展劃分為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與當時的主流觀點不一樣。當時的主流觀點認為，清前期為康熙平定三藩、收復台灣，達到國家一統。馮爾康說這一觀點沒有抓住時代特點。他認為清前期的問題不在於三藩和台灣，而在於北部邊疆，“解決了北部邊疆問題，清朝才得以真正穩定。”馮爾康說：“我們從康熙三次親征蒙古噶爾丹可以看出他對滿蒙關系的重視程度，因為這是清朝能否立足中國的關鍵所在。”乾隆中期平定新疆北部，設立伊犁將軍，最終鞏固北方、西北、西南邊疆，這一段是清朝前期，這是馮爾康在《雍正傳》中提出的觀點，他也自信清朝歷史的分期應當以此分析為准。

1981年底，馮爾康的《雍正傳》完稿。作為國內首部雍正評傳，這部書具有極高的學術價值和可讀性，至今暢銷40年，是豆瓣評分最高的雍正帝歷史傳記。網友評論它不僅全面、系統地評述了雍正帝的生平政績，還提出了許多新的觀點和見解，為雍正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向。

學界也認為，《雍正傳》的出版不僅推動了雍正研究的深入和發展，也促進了學術界對清代歷史研究的關注和重視。同時，該書還通過生動的筆觸和豐富的史料，向讀者展示了一個真實、立體的雍正帝形象，增強了讀者對清代歷史的理解和認識。

年輕人應下足功夫

八阿哥的筆記、十四阿哥的奏疏統統不放過

馮爾康在撰寫《雍正傳》過程中，投入了大量的時間和精力進行史料搜集和研究。馮爾康最常去的是南開大學圖書館。“圖書館的清史資料特別多，我和圖書館工作人員的關系也非常好，我要什麼書他們都願意提出來給我。”

馮爾康把能在南開大學找到的資料看了一遍，覺得還是不夠，於是又想去第一歷史檔案館。“第一歷史檔案館我早在上世紀60年代初就想去，但那時候它歸屬於中央檔案館，需要批准才能進去。70年代末第一歷史檔案館移到故宮，對我們開放了，所以我每次到北京都要找機會去。”

馮爾康到第一檔案館主要目標之一是看清朝皇室玉牒。他說：“清史界有位老先生曾提出，雍正的繼位之謎可能在玉牒裡，這對我有啟發。我還想在其中找到能夠幫助分析雍正為人的材料，當時格外注意的一是雍正的朱諭，另一個就是遺詔。”

玉牒存放在皇史宬，馮爾康找在第一歷史檔案館負責接待工作的朋友鞠德源，他為馮爾康到一檔查資料提供了不少幫助。“記得皇史宬裡都是又高又大的書架，有清代歷朝所纂修的各種類型玉牒。那些檔案沒有裝盒，按朝代一摞一摞地擺放著，根本沒有人能夠去看。進去之后燈光昏暗，工作人員幫我把布滿灰塵的檔案從架子上搬下來，我帶著紙筆，就在庫房裡邊看邊抄。”

皇十四子胤禵的奏疏也不能不看，收藏在北京大學圖書館。馮爾康跑到北大圖書館，直接找館長。實際上馮爾康不認識館長，但他一向注意相關信息，所以在報紙上知道了館長的名字。他記得：“館長二話不說，告訴我你就看吧！”

除此之外，馮爾康還查閱了大量相關大臣的奏折，寫了很多人物傳記。

該看的看了，該寫的也寫了，馮爾康認為還不夠，因為他得知康熙皇八子之子寫有一部筆記，而當年皇八子頗有被立為皇太子的呼聲，所以他判斷這本書與繼位之謎關系密切，如果不看，寫《雍正傳》必然缺一角。書在北京圖書館，即現在的國家圖書館。這一次可沒有那麼順利，幾經周折才得以借閱。

寫書期間，為了查找相關資料，馮爾康住在北京，幾個星期才回天津一趟，白天看資料，晚上整理資料，一刻不停。“那一階段想看到的材料——各種類型的檔案、文集、地方志，基本都看了，遺憾的是年羹堯檔案因為不在內地沒看到。”

馮爾康在寫作時也注重可讀性。他說：“我寫作不完全是給專業人士看的，我上小學時就愛讀歷史演義，比如《隋唐演義》《說唐》等等，大眾化的文風對我是有影響的。”

年輕人應認清使命

當社長、所長的機會，為什麼都推掉

曾經南開大學校方要馮爾康出任南開大學出版社社長、總編，他謝絕了﹔一個研究所的老所長將退職，副所長找到馮爾康，表示想讓老所長建議他接替所長職務，他也推辭了，對此他說：“我覺得別的事我做不了，做不了就耽誤事，所以都沒有做，我就想安心做學問。”但作為一名普通教師，馮爾康為南開歷史學院做了不少好事，他曾基於好友、台灣大學榮休教授陳捷先的介紹，主持台灣學者彭炳進在南開大學歷史系設立學術講座基金會，他連續三年約請天津、北京學者演講，然后匯集成學術論文集三種並出版。還是陳捷先的美意，令馮爾康與曾任台北聯經出版公司負責人姚為民結識，姚先生遂在南開大學歷史系設立獎學金，獎勵勤學的學子。馮爾康負責此事，直到2002年退休，而此項獎學金也就結束了。

另外，馮爾康先生是中國社會史學會創會會長，創辦中國社會史學會的目的就是要推動中國社會史的研究。他在南開大學最早主持推動社會史研討會，並作為研究者第一個發表文章，即《開展社會史的研究》。

請他給年輕一代的歷史學者們一些寄語，他想了想后，語調懇切地說：“如今時代的經濟條件較之過去強得多，就做學問來講，有這個條件，更可以走向世界，開闊眼界，吸收中外的文化來取長補短。但由於我們處於快速發展的時代，人也需要靜下來，尤其是做學問，必須要靜。靜下來，才能踏踏實實地做出有價值的傳世之作，而不是應急之作，才能對社會和人類有益，這是我們的目標。”

90歲高齡的馮爾康教授給我的印象是為人謙遜、治學嚴謹，他與弟子們保持著良好的溝通，也始終關心著他們的成長和發展。在採訪中得知，馮教授堅持鍛煉身體，最愛游泳，回到南開校園，也沒忘記去游泳館游上幾個來回。

文/記者 王勉

分享讓更多人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