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土了青銅人頭像、青銅面具、金杖、金面罩以及玉器的三星堆器物坑，到底是何功用？成都平原出現的類似青銅器物又可以窺見怎樣的文明格局？

10月26日下午，成都金沙遺址博物館，武漢大學歷史學院教授張昌平，以《從金沙、三星堆看青銅時代早期的成都平原》為題，圍繞金沙、三星堆遺址及其祭祀，金沙發現對成都平原早期青銅文明的理解等方面，為聽眾答疑解惑。

三星堆器物坑為祭祀坑

古蜀文明是以成都平原的岷江、沱江流域為中心活躍的地域性文明，誕生在公元前25世紀左右。岷江、沱江流域，水源充足、氣候宜人、物產豐富，為該區域人民繁衍生息、採集種植，進而創造獨特的文化模式及文明類型，提供了良好條件。

自2019年三星堆3—8號祭祀坑發掘以來，關於三星堆和古蜀文明祭祀傳統的研究成果進一步完善。目前，學界普遍認為，三星堆遺址的器物坑為三星堆人的祭祀坑。

在張昌平看來，三星堆和金沙兩座遺址共同見証了長江上游地區青銅時代的城市文明及其發展歷程，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兩處遺址中的祭祀區域。“它們反映了古蜀文明對祭祀活動的極度崇尚，以及在多元文化的共同影響下，演變形成的獨特精神信仰和祭儀傳統。”

要揭示古蜀文明的信仰世界，張昌平認為，要從祭品選擇、祭祀方式和埋藏行為進行細致分析。

三星堆體現多元文化融合特征

張昌平通過圖片展示，介紹了三星堆1、2號坑出土器物的豐富類別，囊括青銅、黃金、陶器、玉石（玉器、石器、綠鬆石器）、骨牙、海貝等。

通過歸納，張昌平將這些器物類別歸納為6種，即具有人格性器物（青銅人像、人頭像、人面具、青銅獸面具、獸面、眼形器、太陽形器等），人物、動物組合成復合型器物（青銅神樹、祭壇、神獸及附屬的人物、龍、鳥、鈴等），青銅容器（尊、罍、瓿、盤等），青銅或玉石質地的儀式性器物（牙璋、戈、璧形器、鑿等），可能為外來背景的器物（金器、海貝、象牙等），陶容器（尖底盞、器座等）。“三星堆這些人格性器物尤其值得關注。”

通過對比分析東漢樂舞陶俑、畢加索《公牛圖》、古埃及壁畫等實例，張昌平認為，三星堆人格性器物具有人物五官的寫實性表達﹔三星堆面具中的梭形、圓角四邊形、方向盤形等形象，則象征著人的形象、地下神明形象以及介於二者之間的神明形象。特別是面具中眼睛的形狀，具有角色指向性。

對比同時期兩河流域壁畫形象及長江流域青銅文化的人物形象，張昌平認為：“這些人格性器物的體量大小，可能與身份等級有關聯。”

基於上述觀點，張昌平系統化建構起“受祭者—祭祀者—祭器—祭品”的三星堆祭祀場景。在這樣的祭祀中，受祭者構成復雜，說明三星堆人已將天地人神納入到同一個合祭系統中，也展現了三星堆社會的精神和價值觀念。

同時，祭祀者參與者甚多，代表了神職人員及社會不同階層和族群人士。在這種儀式感極強的場合，不同人物及其他物品形象，是經過有意識設定的，以體現不同的身份或行使不同的職責。

張昌平提出，雖然三星堆文化有其獨特性，但並非孤立的，而是反映出多元文化融合的特征。

張昌平特別提到三星堆器物埋藏堆積與祭祀功能的關聯。在他看來，三星堆的祭祀坑並非滅國坑，而是經過精心布置的祭祀場所，所有器物都用於祭祀活動。“這些器物的擺放和組合，顯示了一個完整的祭祀場景，體現了三星堆人祭祀活動的復雜性和儀式性。”

金沙與三星堆一脈相承

三星堆遺址為何要把所有頂級祭祀用品集中埋葬於幾個坑中，甚至存在大量砸碎和焚燒現象？這與金沙遺址有何不同？

面對公眾疑惑，張昌平通過對三星堆和金沙遺址的祭祀場景復原及對比介紹，這可能與三星堆人的祭祀習俗有關。“這些祭祀用品經過一段時間使用后，會周期性隆重埋葬。”

關於金沙出土的祭祀物品沒有看到上述精心布置的情景，張昌平推測，可能是目前金沙遺址坑沒有發掘到古蜀人周期性集中埋葬的祭祀品，展現的只是祭祀場景中的一個環節。“金沙器物碎片和三星堆出土文物紋飾相同。可以推測，金沙很有可能還有類似三星堆的大坑沒有出土。”

張昌平對成都平原早期青銅文化進行了細致對比考証。他指出，商代中期至西周早期，金沙遺址、竹瓦街窖藏、三星堆遺址等地的出土器物，具有相似的文化因素。“體現出文化的一脈相承。”

張昌平主張，要將成都平原早期青銅文化放在長江流域文化和中原文化交流的大背景下進行理解。他將三星堆出土的銅尊同江西新干大洋洲遺址、河南殷墟婦好墓等同時期出土的器物進行對比，發現器物類型同中有異、異中見同，體現了中華早期文明的多元一體性。

□符昕 四川日報全媒體記者 張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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