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騰出很多時間自言自語，自言自語是我寫作和閱讀保持的狀態，一以貫之。”當一個詩人自言自語時，他可能並不只是在自言自語，比如梁平。2024年3月，由四川文藝出版社出版的梁平新詩集《一蓑煙雨》正式上市。這部詩集收錄了梁平近年來的百余首現代詩歌，其中包括《水經新注：嘉陵江》和《蜀道辭》兩首小長詩，而這些，正是梁平的自言自語。

4月22日，第29個世界讀書日前一天。“風雨有晴，詩意走馬江山——梁平《一蓑煙雨》新書分享會”在阿來書房舉行。梁平與他的朋友們，包括作家阿來，詩人娜夜，四川大學教授周維東、向以鮮，西華大學教授王學東等嘉賓展開漫談，在梁平建構的“詩”界裡，尋找“一蓑煙雨任平生”的從容豁達。

關於詩集

一部重慶和成都的二重奏

梁平是重慶人，后又來成都工作生活。對重慶和成都的深刻感受，讓他寫下了很多關於兩地的詩作。《一蓑煙雨》的編選，以嘉陵江和蜀道為發端和收尾，就有著關於重慶和成都二重奏的深刻意味。既有對歷史深邃的思考與追問，也有對當代風雨人生的感悟。所錄詩篇行雲流水，氣勢磅礡，其廣闊的視野、深沉的情感以及生動細微的感受力值得稱嘆。

在《一蓑煙雨》開篇的《水經新注：嘉陵江》組詩裡，他用一組詩來致敬嘉陵江：《嘉陵江》《昭化》《蒼溪》《閬中》《南充》《蓬安兩河塘》《陳壽》《合川》《盧作孚：水之嬌子》《水碼頭》《嘉陵索道》《吊腳樓重慶》……在《嘉陵江》中，他寫：“水做的朝天門，長江一扇/嘉陵一扇，嘉陵以一瀉千裡的草書/最后的收筆插入長江腹中/我第一聲啼哭在水裡/草書的一滴墨，與水交融/江北紅土地上的紅，臍血沖不掉/向海，兩岸猿聲不能挽留……”

在《嘉陵索道》中，梁平感到由衷自豪，“嘉陵江的長篇情景劇/纖夫和船工的號子已經非遺了/博物館的舊照片放大在舞台上作幕牆/流水的音效依然驚心動魄……”

此外，還有很大一部分跟成都的歷史名人和傳統文化有關。比如《與薛濤比鄰》《李清照》《相如與文君》《韋庄在成都》《揚雄》《李白別傳》等。在他的筆下，“與薛濤比鄰，讀過枝頭亂花與舞蝶，元稹掉進的那口深井，還是波瀾壯闊。”李清照是“大丈夫李清照，羞煞須眉。”“一壇文君酒開封，揮發至今，沒有了原來的濃香。”“韋庄前腳與后腳沾滿的泥土，比印泥鮮艷。”揚雄是“青龍街上的結巴少年，喜歡在屋檐下聽流暢的風。”李白“也算是拂袖而去，背向渝州，再也沒有回頭。”

談詩論藝

堅持與改變

娜夜：梁平滿足了讀者對詩歌的閱讀期待

娜夜以一位女性的眼光，首先看到的是《一蓑煙雨》的漂亮書封，再深入閱讀，得出了“文本一致”的結論。“我們讀一首詩和一部詩集的時候，最重要的就是想知道作者他在關注什麼？用什麼樣的方式關注？梁平的這部詩集可以稱為一部精神地理，他的詩歌與地理有關，但是超越了地理的這種文學精神，讓讀詩的人感到頓悟。”

娜夜特別提到了其中一句詩《我拿一整條江水敬你》，寫的是俞伯牙和鐘子期。“月光下的每一束慘白，都是斷魂的瑤琴。知音難覓，上天入地僅此一曲，子期兄，我拿一整條江水敬你。”娜夜認為這樣的句子拔地而起，徹底滿足了讀者的閱讀期待。

娜夜認為，梁平寫草堂、寫嘉陵江、寫蜀道，讓人非常明確地感受到這是一個朝朝暮暮置身其中的詩人的生命情懷，而不是一個採風或者過客的即興之作。“梁平在這本詩集中非常好地踐行了他的詩學主張。在詩的選材和細節上處理得非常好，代入感很強。一首長詩的代入感對一個詩人起著決定性作用，而且他的技術支持非常有力，使得想象力飛揚，張弛有度，全詩的氣脈都在他手裡攥著一直不斷。”

同時，在娜夜看來，這樣的詩很好，考的是詩人的功力，而要讀懂，也需要讀者有一定的知識儲備，才能領悟拓展的精神時空和遼闊詩意。

周維東：梁平送來一件在煙雨中行走的“蓑衣”

周維東在拿到《一蓑煙雨》的時候，他覺得梁平饋贈了讀者一件人生的“蓑衣”。他認為，梁平在這本詩集中承載的是那種經歷風雨，越過山丘后的人生況味。

“煙雨是什麼？我覺得不光是人到中年的困境和不能看透的前路，還有不能釋懷的遺憾，甚至是狼狽。那麼，蓑呢？一襲蓑衣，是起保護作用的，正如蘇東坡在汲取經驗和思考之后，那種最朴素的對於生活的熱愛與樂觀。梁平要送我們在煙雨中行走的一件蓑衣，提供了很多人生經驗，他對美的追求，行走的狀態，筆下有江、有山、有人，他擁有一種超然的，遠距離觀看的姿態，我覺得這是一種非常重要的經驗，為什麼我們看不透煙雨，看不透人生的謎題，往往就是因為缺乏這種有距離觀看的視野和格局。”周維東感嘆。

向以鮮：梁平的持續性寫作最為珍貴

作為朋友，向以鮮平日裡與梁平有非常多的交集。對於《一蓑煙雨》，向以鮮敬意油生。

“梁平是一個一直保持了旺盛寫作熱情的詩人，我覺得這是一種珍貴的品質。”向以鮮說，很多人在青春時代都有非常杰出的寫作，但隨著歲月的流逝，和這個世界產生了各種各樣的關系之后，他們的寫作鋒芒就被磨滅了。“青春時代裡的靈光一現，憑借激情和才華，就可以寫出一些像模像樣甚至還能流傳的作品。我覺得每一個人，在那種陽光燦爛的歲月中，本身就是個詩人。比如，一場婚禮，新郎新娘面對面互相傾訴的時候，他們都是詩人。”在向以鮮看來，這些都不足為奇，真正的“奇”和“貴”在於，持續性的、保有激情並不斷創新的寫作。

“我把在60歲以后甚至70歲，走過耳順，接近古稀之年仍在堅持的寫作，旺盛的寫作狀態，稱為持續性寫作，而檢驗一個優秀的詩人或者作家最重要的尺度，就是能否持續性寫作。”向以鮮說。顯然，梁平就是這樣的寫作者，他的筆耕不輟，他的豐沛情感，令同樣身為詩人的向以鮮，有時候都自嘆不如，“梁平不僅持續性寫作，他的各方面表現還非常充分，我曾經覺得自己還算一個比較勤奮的寫作者，但是和梁平相比，差遠了。我上一部詩集已經是幾年前的事情，而他每年都在以嶄新的面貌不斷推出詩集，並且每一本詩集的寫作方式呈現出不同的變化，讓人驚喜。”

王學東：梁平從小我進入大我

王學東提出了一個詩學問題：中年寫作如何可能？這是當下詩歌發展的核心命題，而梁平一直在探索。“梁平換了個說法，提出了中年變法，我覺得非常有意義。他帶出了一個我覺得非常重要的，當下詩歌詩學發展的核心命題。”

那麼，人到中年甚至老年，梁平如何在變呢？王學東認為，梁平在一個沒有功利、純粹的狀態下，不顯擺、不講究技巧的狀態下，開展寫作。

而梁平是如何做到的呢？王學東提出了幾點看法：“我個人覺得他減少了自我，把自我放在了更大的時間和空間去交流，把我們所看到的凡俗的、個體情緒比較多，比較厚重的東西減少了，把‘我’或者主體融入了一個更大的文化之根裡面，所以梁平提出了一個根性寫作，在當下個人化、情緒化的小個體寫作裡面，梁平打開了一個更大的寫作空間，把‘我’放入歷史空間，重新來審視，進行理性經驗的考量和書寫。”

王學東表示，梁平這種以小我進入更寬闊更多樣的自我空間，為現代詩歌表達時代、呈現復雜經驗，提供了全新路徑。

阿來：梁平，詩就應該這樣寫

阿來是梁平的忠實讀者，他感受到梁平近年來的寫作發生了顯著變化，為其高興。“他寫三星堆、朝天門、巴蜀二重奏，一直努力探索，延續到《一蓑煙雨》，我就給他說，梁平，詩就應該這樣寫。”

在阿來看來，在中國文學裡，地理書寫是缺失的，但地理其實是寫作非常可靠的構架，就像人體的骨架一樣。“國外的小說、詩，包括我們的古詩，裡面的地理都是真實的，杜甫當年從甘肅出發來成都，一天一首詩，全是真實的地理。”阿來表示，當地理真實出現的時候，地理就提出了一個要求，要很自然的，很真實的，至少是親眼所見的，親耳所聞的，比如“橫看成嶺側成峰”，而在梁平的詩裡，他看到了江，也聽到了方言口音，這就令人欣喜。

“梁平寫嘉陵江寫蜀道，就有了歷史，能夠感受到某種偉大的力量，深沉的情感。”阿來直言，寫作就需要回到自我，回到自我依附在地理空間當中，被地理空間滋養、被地理空間所產生的文化滋養著的情感。“入手是特殊經驗，但我們要擊中的是普通情感。如果我們的寫作不能喚起更多的思索，就沒有意義。”

阿來還以杜甫寫下的諸多組詩來類比梁平的長詩，他覺得這樣的形式非常好。“你們說是長詩，但我更願意說是組詩，就像杜甫當年認識到，詩歌相對精煉短小的篇幅影響了詩人的表達，於是他找到一個方法，一題之下若干首，將詩歌本身的形式做了一個創新。”

有趣的是，阿來給梁平提出了一個小意見，調侃他不應該以老年人的心態“卻道天涼好個秋”，也應該“老夫聊發少年狂”，像年輕人一樣多抒情，“詩裡面多抒點情，更舒張、更鬆弛一點，會更好。”

梁平：在糾纏中我越寫越堅定

聽了好友們的誠意點評，梁平感慨頗深。他嘆息他們這代人所獲得的文化營養，遠不如“80后”“90后”，但那些缺書可讀，翻爛新華字典的經歷卻對他個人的寫作影響深遠。

“我當知青，帶去農村的隻有幾本書。有幾本給我留下了深刻記憶，一本是《新華字典》，一本是郭沫若編選的《紅旗歌謠》，一本是俄國作家、詩人涅克拉索夫的《嚴寒，通紅的鼻子》，還有一冊油印的江津名人吳芳吉的《婉容詞》。《嚴寒，通紅的鼻子》是一個長詩單行本，涅克拉索夫看見紅顏色的高加索山，仿佛嚴冬通紅的鼻子，感覺如此美妙。再有吳芳吉半文半白的《婉容詞》，直到現在還記得‘美洲在哪邊？剩一身顛連，不如你守門的玉兔兒犬’，女子婉容活生生一尊望夫石。”梁平坦言：“生命給了我最深刻的記憶，我從上世紀70年代中后期寫到現在，寫了半個世紀，我對生命、對生活狀態，從開始至今都有一種觀照，我一直離不開這樣的糾纏，我越寫就越堅定，越往下越清晰。”

梁平一直在寫作中間修復並完善自己的人格，在梳理自己的根。對於這個“根”，他的定義是：作為個體的寫作者生理和心理層面上，影響生命軌跡、完成生命塑型的根。“比如蜀地不僅僅是我半生或者大半生生命的棲息地，更是我大到對人類和世界的認知、我的所思所想成型的原鄉，也是我肉身的七情六欲和嬉笑怒罵的集散地。”梁平表示，《水經新注：嘉陵江》和《蜀道辭》，都是這個根上結的果。“因為這個根的梳理，我所希望看到的是，我的寫作能夠結結實實，拒絕那些天馬行空的書寫。這其實是多麼艱難地選擇和挑戰。人與人、人與自然、人與社會與生俱來有一種隔閡。這個有根的寫作，讓我有了明確的寫作路徑，那就是努力消減這樣的隔閡，與人、與自然、與社會的不平衡達成最大尺度的和解。”

在《一蓑煙雨》中，梁平有意地向古典詩詞致敬。在他看來，古代詩人的詩詞用“典”，“典”就是歷史的承載和想象，短短的四言八句就有了遼闊和深邃，就有了厚重。現代詩歌與歷史發生關系，一個事實擺在那裡，總是很難找到關聯歷史、進入歷史的路徑，要麼關聯不搭，要麼進入了出不來。所以，他費盡心力地去探索如何在對個人經驗的關注和表現中，實現詩歌話語與歷史文脈的融匯，讓詩歌不再飄忽如雲，“《蜀道辭》幾百行幾乎用了我整整一年時間。古蜀道，一條比意大利古羅馬大道更久遠的世界交通遺址，政治、軍事、經濟、文化無所不及，從實地考察到案頭資料消化，節點的取舍，構架的設計，人物的勾勒，語言的調試，應該是完成了自己的又一次重要的實驗。”

梁平認為，詩歌書寫現實，與人類進步和社會發展的關聯從來沒有間歇和斷裂。他警惕那些對身邊變化置若罔聞，或者深陷於自己搭建的語言迷宮而不能自拔的寫作。他直言：“我們現在現實書寫新時代，要以我們對民族、對人民的真情實感，真真切切地觸摸這塊土地的呼吸和人民的心跳，讓我們的寫作與我們的時代發生關系，留下擦痕，為我們的時代打上經得起拷問和檢驗的誠信的烙印。”

《一蓑煙雨》的書名，取自蘇東坡《定風波》裡的“一蓑煙雨任平生”。梁平表示這就是在向蘇東坡致敬。他喜歡蘇東坡，喜歡他的大格局、大胸懷，歷盡千般苦難但能做到“也無風雨也無晴”的從容與樂觀，以及對坎坷人生際遇作出最后的溫暖回應：天下無一不好人。梁平感嘆：“蘇東坡一生是被流放，顛沛流離。他遇見風也遇見雨，但是他的那種豁達，他的樂觀，他的平常心是怎麼得來的？我覺得也不是一蹴而就的，也有一個自我調適的心理過程。”

（《一蓑煙雨》，梁平著，四川文藝出版社，2023年12月）

□四川日報全媒體記者 肖姍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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