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為短期和中長期財政政策的走向指明了道路。會議提出，積極的財政政策要適度加力、提質增效﹔要謀劃新一輪財稅體制改革。這讓業界為之“沸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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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宏觀經濟研究部副部長馮俏彬看到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謀劃新一輪的財稅體制改革”時，心裡又驚又喜，這超出了她和很多人的預期。在她看來，這釋放出財稅改革可能迎來重大變化的信號。

　　此次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為短期和中長期財政政策的走向指明了道路。會議指出，積極的財政政策要適度加力、提質增效。日前，在上海財經大學中國公共財政研究院舉辦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財稅改革政策解讀會上，多位財稅專家對相關的財稅政策進行了解讀，並對2024年的財政政策進行了展望。

　　粵開証券首席經濟學家、研究院院長羅志恆表示，從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總體基調來看，財政政策未來可能面臨3個任務：短期，財政政策與金融手段一起化債，通過降息、展期等手段，讓經濟發展的環境更穩定。明年財政政策需要在擴大總需求方面發力，並助力防范化解經濟社會風險。從中長期來看，則是謀劃新一輪財稅體制改革。

　　3%的赤字率並不是硬性約束

　　積極的財政政策想要加力提效，這就需要政府在支出側進一步發力，多渠道籌集資金，例如提升財政赤字率、增發專項債等途徑，讓政府手頭上有更多錢可以支配，從而增加投資規模與刺激、拓展最終消費需求相等。

　　今年四季度，為了集中力量支持災后恢復重建和彌補防災減災救災短板，中央財政增發2023年國債1萬億元，因此，今年全國財政赤字率將從3%提升至3.8%，達到新高。

　　赤字率是衡量財政風險的一個重要指標。在國際上，3%被認為是財政赤字率的一條“警戒線”。有人認為，一旦突破這個數值，就是過度舉債，可能引起一定的市場恐慌。事實上，財政赤字率3%的紅線是在特殊歷史條件下制定的風險控制標准，僅有一定的參考價值。

　　在羅志恆看來，財政赤字率是否突破3%其實並沒有那麼重要。“要把經濟增長推到潛在經濟增長率，需要多大的財政規模，這是我們要關注的真問題。”

　　在經濟下行期，羅志恆建議，打破赤字率3%的約束，赤字規模由中央佔主導。實事求是面對真實赤字率，避免出現長期採用的赤字規模過小、專項債使用效率偏低的局面。同時，鑒於部分存量項目仍需要專項債繼續支持，專項債規模可與今年持平或略增加。

　　上海財經大學公共經濟與管理學院院長、教授范子英表示，3%的赤字率並不是硬性約束，高於3%並不等同於過度舉債，需要根據經濟發展狀況、債務支出使用效果等情況加以評判。

　　范子英也認為，2024年財政赤字率將繼續突破3%，其實這也向市場傳遞了積極的財政政策“加力”的信號，同時保持可“適度”原則，他說，中國不可能實行大范圍“放水”的政策。

　　中央再提結構性減稅降費

　　財政有兩面：一面是收入，另一面是支出。稅收是國家財政收入的主要來源，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也對稅收有了新的部署，其中提出，要落實好結構性減稅降費政策，重點支持科技創新和制造業發展。其中，“結構性減稅降費”這一提法還是近年來首次。

　　結構性減稅是指“有增有減，結構性調整”的一種稅制改革方案，是為了達到特定目標而針對特定群體、特定稅種來削減稅負水平。相對於具有普惠意義的全面減稅而言，結構性減稅是有選擇的稅收優惠。

　　在財政收入端，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實行大規模減稅減費。中國的宏觀稅負持續走低，從2015年的18.13%降至2020年的15.2%。羅志恆指出，2022年，我國宏觀稅負已降至13.8%，為2013年以來最低。在財政支出端，改革開放以前，我國的財政赤字率長期低於3%，近幾年，財政赤字率連續突破3%，這也反映出中央財政壓力比較大。

　　羅志恆還指出，更重要的就是，近幾年房地產市場低迷，導致地方土地出讓收入大幅下滑，廣義的宏觀稅負處於新時代以來的“最低點”，在此情況下，再搞全面減稅降費，一是效果不那麼明顯，二是宏觀稅負“下行”，那一定會有一個缺口，就會導致一個局面：要麼是財政赤字增加，要麼是專項債增加，要麼是隱性債務增加。總而言之，減稅降費的同時，如果沒有匹配好相應的削減支出，必然會導致債務攀升，“那麼這種負債率跑得更快”。

　　當下，實行結構性減稅降費勢在必行。

　　范子英關注到，2016年-2019年，中國走了一條普惠性減稅的路子﹔2020年以來，中國一定程度上也在走結構性減稅的路子。他也指出，減稅降費力度不斷加大，但它對宏觀經濟的刺激效應相對有限，並且可能會帶來衍生的財政收入風險。

　　今年財政政策要特別注重提高財政政策效能，減稅降費亦如此。范子英談到，接下來，落實好結構性減稅降費政策，具體分為兩大塊：一是落實好與研發相關稅收優惠，例如所得稅加計扣除，進一步促進科技發展﹔二是繼續落實好投資稅收激勵，例如增值稅加計抵減，有針對性地拉動投資。

　　以穩預期為主要著力點

　　特別值得關注的是，此次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要謀劃新一輪財稅體制改革，這讓業界為之“沸騰”。

　　“新一輪財稅體制改革要以問題為導向。”馮俏彬認為，當前，財政領域存在以下3個問題：一是關於中央轉移支付問題，近十年來，中央轉移支付每年以很大規模在增加。今年10月，財政部公布的數據顯示，中央財政安排對地方轉移支付已經突破了10萬億元，達到歷史新高。二是近兩年由於種種原因造成一些地方財政困難，這也是啟動新一輪財稅改革最直接的一條“引線”。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還指出，黨政機關要習慣過緊日子。馮俏彬認為，從“堅持”到“習慣”，“說明這是一個長期性的事情”。三是地方政府債務問題，這可以與第二個問題協同考慮，這不僅涉及財政領域問題，還涉及更多經濟社會問題。所以，要用更前瞻的視野謀劃新一輪財稅改革。

　　新一輪財稅體制如何改？馮俏彬表示，現在更多是要考慮收入重新劃分的問題，核心還是要以完善分稅制為主線，以瞄准全國統一大市場的建設為基本方向，同時也要考慮當前在財政運行當中各種復雜現實的問題，一並來進行推進。

　　中國人民大學發展規劃處處長、學科規劃與建設辦公室主任、教授賈俊雪認為，新一輪財稅體制改革的目標很明確，即建立現代財稅體制。主要有這幾方面內容：一是財政事權與支付責任的劃分，二是財政收入權力劃分，三是財政轉移支付制度。

　　其中，在財政事權方面，更為重要的是首先要處理好政府與市場的關系，建立與財政事權相匹配的支付責任。

　　賈俊雪還談及，現代財稅體制建設改革最核心的抓手就是建立一個最優可持續的財政分權模式。那麼，一定要注意4個目標導向：兼顧中央與地方的利益、注重分權制度效率、注重道德風險控制、推動全國統一競爭大市場高質量發展。其中，改革要調動中央與地方兩個積極性，目前來看，調動地方的積極性更為重要。“新一輪的財稅體制改革重心應該要放在省以下財稅體制。”

　　財政體制改革無疑需要長時間發力，當下，財政政策可以做些什麼？

　　羅志恆認為，可以從消費稅改革著手，推動消費稅擴圍，從煙酒汽車擴圍到高端服務業，至少可能在一定階段上起到穩定宏觀稅負的作用，“多少能做一點”。同時，消費稅是不是有必要下劃給地方政府，以提高地方政府的財力，這也是可以探索的。

　　范子英指出，2024年財稅改革最重要的事情是，使經濟能夠回到健康的增長軌道上面，服務於中國式現代化的建設，服務於中國經濟高質量增長。

　　“短期而言，財政政策的發力一定是以恢復微觀經濟主體預期或者信心為主要著力點。”賈俊雪談到，如果企業的信心能夠得到有效恢復或增強，經濟活力提升以后，收入提高了，支出壓力減少了，地方的財政負擔就可以降低。當然，這不僅僅是財政政策一個工具可以完成的，還需要更多政策工具發揮合力，這也是國家一直在做的。

　　（中青報·中青網見習記者 趙麗梅 記者 張均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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