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少有運動像跑酷一樣“含著金湯匙”橫空出世，且始終不乏聚光燈。可站在燈光下，王衛強並不滿足，他把目光瞄准在聚光燈照不到的地方。

2004年，法國著名導演呂克·貝鬆的影片《暴力街區》中，作為跑酷運動的創始人之一，主演大衛·貝爾在影片中一系列借助地形和道具跳躍、翻滾、快速奔跑的炫目操作讓這項運動風靡全球。影片於2005年在中國上映，次年，一群中國年輕人就自發燃起這項運動的火苗，作為中國第一代跑酷愛好者，他們的身影出現在電影、廣告、綜藝節目甚至央視春晚。王衛強是其中之一，17年過去，“2006年那批人，現在還從事跑酷的隻剩我一個了”。

“其實，更早展現跑酷運動的電影是呂克·貝鬆的《企業戰士》，那時他已經把我們體能運動的基礎理念放在了電影裡，但直到大衛·貝爾參演《暴力街區》，跑酷才成功出圈。”“其實，跑酷運動起源於法語parkour，最早沒有中文名，當時比較常用的說法是‘城市疾走’，后來媒體採訪我們，覺得這個運動一邊跑一邊‘耍酷’，才逐漸有了‘跑酷’的說法。”王衛強一開口，便是跑酷運動資深推廣者的邏輯，稍帶“顛覆”色彩的科普，精准地戳中大部分人對跑酷一知半解的狀況。

但在2006年，想被“科普”都是一件困難的事。練習武術10年，王衛強進入運動生涯的迷茫期，他想轉換賽道，且敏感地捕捉到了時代渴望“沖刺”的節拍，“當時很多國外影片都在集中展示跑酷，成龍的功夫電影也在高光期，更重要的是2004年雅典奧運會劉翔奪冠，全民關注度極高，大家意識到，中國人也可以在這種翻越障礙性的項目中取得很好的成績。”他記得，當時一門心思想了解跑酷，可打開QQ軟件和貼吧，卻不知如何搜索，最終他敲下兩個字“特技”，不料卻敲開了中國跑酷歷史的門。

“人不多，但真的有人在玩兒。”王衛強記得，一個周六，在北京電影學院，被稱為中國跑酷第一人的杜易澤和隊友開始訓練，現場還有外媒在採訪拍攝。初來乍到，“我像跟屁虫一樣跟著大家，他們做什麼我就跟著做”。他嘗試的第一個動作是蹬牆后空翻，“當時我連后空翻都不會，問了下方法就去嘗試了”。他邊琢磨邊起腳，“結果一腳蹬完，一腦門兒就扎地上了”。大家迅速圍過來關心，他站起來說：“沒事兒，再來一次。”憑借武術功底，短暫嘗試后，他完成了動作。記者問他：“練parkour多久了？”他直言：“今天剛到。”

作為第一批開山鑿湖的人，勇氣和熱情就是他們粗粝的武器。“當時沒有跳箱等道具，專業保護墊十分昂貴。”王衛強印象中，把土挖得鬆軟一些，就是保護方法之一。在那樣的條件下，杜易澤模仿《暴力街區》主人公的經典動作“樓頂飛躍”才更顯不易。

在北京電影學院一幢6層高的教學樓樓頂，杜易澤來回徘徊，他試圖跳到對面一幢4層樓的樓頂，兩樓高差4米，間距約3米，“最難是他起跑的位置，是傾斜45度的，一條窄小的跑道，基本沒有助跑空間”。王衛強曾站到過同樣的位置，體會過杜易澤的處境。因此，當杜易澤縱身起跳，伸展開雙臂騰空，穩穩落地后，超高難度的沖擊力真正將跑酷運動撞進中國公眾視野中。

跑酷火了，王衛強跟隨杜易澤等人開辦了國內首家跑酷俱樂部，從此一發不可收拾，眾多的商業演出和廣告電影的拍攝，給跑酷運動帶來了無限商機和發展，“傳統唱歌跳舞的開幕式已經不新鮮了，很多商家願意把跑酷作為開場秀，也更加吸引觀眾的眼球”。採訪拍攝絡繹不絕，高曝光把這群從事潮流運動的年輕人送上了春晚的舞台。

2010年春節聯歡晚會，高光時刻屬於解散多年的小虎隊合體演唱，但王衛強的家人守候在電視機前，隻為了等待舞蹈《追夢》中穿著紫色緊身衣一閃而過的身影。在舞台上升起的近10個高低不同的升降台上，他和其他十幾名男生以跑、跳、前后空翻等動作，迅速越過這些障礙，將跑酷運動的可觀賞性第一次正式搬上春晚舞台，這組令人目不暇接、熱血沸騰的展示，讓家人對那項“總受傷”“不務正業”的運動有了改觀。

可王衛強也透露，自己險些錯失了春晚的舞台。在排練時，導演讓團隊嘗試一些新動作，他不慎右手脫臼，遭受了練跑酷以來最嚴重的傷病，無奈之下，他隻能先入院治療，積極康復，最終趕上了最后一次彩排。

登上春晚舞台，意味著跑酷將迎來更多關注，也將承擔更多責任。王衛強意識到，跑酷有一定危險性，他們需要把跑酷真正的理念推廣給大家，讓大家不但能夠享受到這項運動的快樂、刺激，也能夠健康、安全地從事這項運動。此后，北京跑酷公社團隊重新組建，開始培訓有興趣的成年人。為了理想的事業，2015年，不懂商業不懂經營的王衛強決定投資建館，開始創業，可慘淡的現實漸漸讓他意識到，“這幾年，跑酷看上去很火，但更多還是在媒體上的曝光，現實中，它影響的還是小眾圈層，尤其當人們整體缺乏主動運動的意識，它就很難有根基”。

第一次創業很快以失敗告終，經歷過一段打不起車、租不起房、藏匿於國貿三期樓頂俯瞰城市的日子，王衛強決定二次創業，“當時選址、管理、經營都不成熟，一心就想像電視劇《奮斗》那樣，一幫朋友在北京有個烏托邦一樣的地方，但現實是，在北京租個地方養活一群人是很難的”。他總結此前創業失敗的教訓，懂得去分析市場需求，學會在妥協和堅持中探索情懷和市場的平衡點。2020年，他將培訓的目標轉向了孩子，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效果。

“練習跑酷能打開人的想象力，就像孩子搭建積木一樣，一開始無從下手，但逐步摸索后，發現城市就像一個大型的游樂場，哪兒都是訓練基地，創意可以隨時開啟。”王衛強表示，人們從小就會爬行、翻滾，長大后反而“忘”了這些技能，通過引導，可以讓孩子學會怎麼正確地利用爬行、翻滾、奔跑等技能，學會創造和自我保護，“通過訓練可以有效培養和挖掘人的爆發力、速度、協調性等，當面對火災、地震、車禍等緊急突發事件時，可以比普通人更快速應對”。

從北京體育大學畢業后，王衛強曾當過兩年中學老師，但最終他選擇回到培訓市場，“我希望能帶給孩子們更自主、更有引導性的訓練方式”。他表示，在跑酷訓練中，完成一個動作有很多種方法和渠道，“我教的方法或許更方便、快捷，但不代表它是唯一正確答案”。他願意給孩子更多自由的空間，但通常在面對障礙時，“放棄”不能成為孩子的選項，“恐懼每個人都有，但跑酷人不同的就是需要直面恐懼，通過恐懼感激發自己的潛能，很多時候，阻擋我們的不是面前的障礙，而是內心的障礙”。

堅持17年，王衛強見証了跑酷在中國前１０年聚光燈下的日子，也參與著將跑酷帶入學校、部隊、大眾健身等聚光燈外更廣大的領域，“新冠疫情之后，像滑雪、攀岩、滑板等戶外潮流項目一樣，跑酷愛好者明顯增加”。他發現，主動參與運動的人群逐漸涌現，加上短視頻平台等傳播方式的變化，跑酷已經有了更多元的傳播渠道，“現在來咨詢的人問題都非常專業、很有針對性，不再是泛泛地了解”。

王衛強記得，北京電影學院那幢對中國跑酷有標志意義的樓被拆除時，他到現場“緬懷”，“當時想，以后沒人能再去完成‘樓頂飛躍’的動作了”。但值得慶幸的是，北京等各大城市，逐漸為潮流運動愛好者開放了更多公園或角落。

（中青報·中青網記者 梁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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