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6日，人們在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參觀“凝視三星堆——四川考古新發現”特展媒體預展。 新華社記者 朱煒 攝

　　9月26日，人們在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參觀“凝視三星堆——四川考古新發現”特展媒體預展。 新華社記者 朱煒 攝

　　三星堆出土青銅器。四川日報全媒體記者吳曉鈴攝

　　編者按

　　三星堆，自上世紀80年代至今相繼發現8座祭祀坑以來，一醒驚天下、再醒驚天下。這裡出土的精美文物不僅震撼了海內外普通公眾，也讓學術界為之著迷，持續進行著各種學術問題的鑽研。在日前舉辦的“三星堆與青銅時代的中國”國際學術研討會上，來自海內外的知名專家學者針對三星堆文明為何興起、三星堆青銅器的技術來源、三星堆人的信仰與族群關系等進行了研討，為揭開三星堆的諸多秘密提供了寶貴線索。

　　美國舊金山亞洲藝術博物館館長許杰：

　　三星堆青銅技術本源在中原

　　2021年3月起，三星堆祭祀區新一輪考古發掘成果以大量新出土的青銅器、金器、玉器等精美文物，讓三星堆“再醒驚天下”。三星堆先民為何鑄造了大量造型獨特、充滿想象力和創造力的青銅器？他們的青銅鑄造技術處於什麼水平？技術又來自何方？美國舊金山亞洲藝術博物館館長許杰近年持續關注三星堆的新發現和新成果，他表示，三星堆青銅器的風格雖然具有獨特魅力，但“青銅技術的本源最終在於中原”。

　　使用了中原全部鑄造技術手段

　　三星堆出土青銅器中，大立人高大肅穆，神樹華美浪漫，各種青銅尊、罍以及青銅人頭像等，既展示了三星堆先民獨特的藝術創造力和想象力，也體現出和中原文明與長江中下游文明的密切交流。許杰表示，三星堆青銅造像的鑄造和中國古代其他地區一樣，大多是通過兩塊或更多的陶制塊范鑄造而成，這其實是運用了中原的全部鑄造技術手段，也就是渾鑄法和分鑄法。

　　他指出，三星堆青銅造像有很多地方可以看到這兩種技術的痕跡，“比如三星堆2號坑出土的第115號平頂戴金面罩人頭像，就屬於一次澆鑄的結果﹔而8號坑出土的立人神獸，可以明顯看到神獸和頭上的小立人屬於分別鑄造。”這種分鑄的偏好，在三星堆青銅大立人和青銅神樹上表現最為明顯。“三星堆的鑄工將至少8個單獨的部件連接在一起，最終成功地制作了一尊將近3米高的大型銅立人像﹔而立人像的每一單元都相對簡單地渾鑄制成。將近4米高的青銅神樹，則由更多部件組合在一起。在目前隻有部分復原的情況下，仍然可以看出它至少由一百個單獨部件組成，各部件之間連接絕大多數為鑄焊。”

　　三星堆的這種鑄造風格，許杰總結為“簡單鑄型、分鑄偏好”，通過化整為零的方式，把鑄造難度化解掉，與中原青銅器鑄造的“渾鑄偏好”形成強烈反差。據他介紹，以渾鑄手段鑄造復雜容器的技術習慣和理念，是中原鑄工們自二裡崗時期（約公元前1600∼前1300年）以來，在鑄造日益復雜器物的過程中摸索而成，這種技術滿足了器表紋飾日益豐富、復雜的要求。而分鑄雖然可以有效降低技術難度，但不得不產生銅液疊壓的缺陷，從而影響紋飾的美觀。所以，鑄工們努力以渾鑄或者減少分鑄次數來制作器物，以把銅液疊壓的數量降到最低。

　　鑄焊缺陷不掩視覺沖擊力

　　在許杰看來，三星堆青銅器的簡單鑄型，並不影響三星堆青銅器強烈的視覺沖擊力，而這背后體現了三星堆鑄工敏銳的視覺心理掌控能力。“三星堆造像要麼體量高大、威嚴，因此能夠遠距離打動觀者﹔要麼造型極其復雜，令人目不暇接。這樣就讓公眾對鑄焊造成的表面缺陷視而不見，相反，中原青銅容器上細致的表面裝飾需要近距離觀察，因此更需精雕細琢，以免分鑄造成的銅液疊壓影響紋飾美觀。”他在研究三星堆青銅神樹時，發現樹座和樹干之間的鑄焊連接其實並不整齊，類似的不整齊連接也出現在其他器物上。不過，他表示，三星堆這種用簡單鑄型制造出部件以后將它們連接起來的手法，比設計復雜的鑄型要求更低，也省時省力，自有其使用的道理。

　　三星堆為何會放棄中原地區的渾鑄偏好，選擇簡單鑄型再分鑄的技術手法？許杰認為，這可能和三星堆相對有限的金屬供應有關。

　　據統計，三星堆1、2號坑裡成百上千件的青銅器總重量在一噸左右，分鑄和連接的方法可以較為容易地鑄造薄壁的器物以節約銅料。

　　許杰還注意到，三星堆1、2號坑雖然都埋藏了青銅人頭像，但從1號坑到2號坑呈現出一個趨勢，那就是更加側重於簡單鑄型、側重於鑄造同一種類的器物——1號坑的人頭像僅13個，但頭部特征就分了4種類型﹔而2號坑青銅人頭像多達44個，卻僅能粗略分為兩大類。“這種趨於標准化的設計，有助於用同量的金屬制作出數量更多的器物。”此外，他還注意到，2號坑出土的青銅人頭像重量沒有一件超過1號坑中最重的人頭像。“1號坑中最重的頭像重達7.66公斤，是大部分2號坑出土頭像重量的兩倍以上。由此可見，在鑄造2號坑青銅人頭像時，三星堆鑄銅作坊已較為熟練地掌控了青銅造像鑄造的技術，設計更統一、更輕薄，因此也更經濟，同量的金屬原料可以制作出數量更多的造像。”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長施勁鬆：

　　三星堆可能是青銅時代的一個知識中心或神性中心

　　三星堆祭祀坑出土的眾多國寶重器來自哪裡？它們被埋入坑裡之前象征著什麼？為何能創造燦爛青銅文明的三星堆迄今沒有發現兵器？……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長施勁鬆針對三星堆遺留的諸多問題提出了大膽構想。根據三星堆祭祀坑及其埋藏物的年代、種類等線索，施勁鬆推測，三星堆可能是青銅時代的一個知識中心或神性中心。

　　8座祭祀坑文物可分為三大類別

　　在三星堆相繼發現8座祭祀坑以來，學術界針對祭祀區已有了大量研究，持續關注三星堆考古發掘的施勁鬆也不例外。他表示，從8座祭祀坑的位置、方向、規模以及埋藏物的相似程度等來看，可以發現祭祀區可能有統一規劃，8個坑的位置或有意為之﹔各坑的遺物風格大同小異，並且1號與4號、2號與3號、5號與6號、7號與8號似兩兩成組。此外，至少2、3、7、8號坑的器物可以拼合，迄今已有青銅神壇、屈體鳥身人像、頂尊人像、大型神樹等實現了跨坑拼合。

　　三星堆祭祀坑出土青銅器的年代，碳十四測年數據顯示，近200個樣品的年代都集中在公元前1100年至公元前1000年﹔4號坑的測年數據有68.3%的概率落在距今3072年至距今3003年，95.4%的概率落在距今3148年至距今2966年。也就是說，三星堆祭祀坑年代相當於殷墟晚期，青銅器年代明確者則大約為公元前13世紀。

　　施勁鬆認為，這些精美的文物主要有三大類別，“第一類是表現崇拜或祭祀對象的器物，比如金杖、鳥形飾、青銅神樹、太陽形器等﹔第二類則是表現祭祀場景的各類神壇、人像﹔第三類是祭祀用器，主要包括青銅容器、玉石器、象牙、海貝等。三類器物共同表達了兩個主題，也就是太陽崇拜和王權。”

　　三星堆匯集了多種文化因素

　　8座祭祀坑的文物中，金器、青銅器、玉石器、綠鬆石、瑪瑙、漆器、絲織品、象牙、海貝等幾乎包括了青銅時代所有貴重物的種類，並且數量極其豐富，它們還被賦予了祭祀的特定功能。尤其讓人浮想聯翩的是，這些重要的器物以及青銅器制作技術都是突然出現，在三星堆文化之后又全部消失……這些遺址和遺物的特點，在施勁鬆看來，是不同的人群和文化因素從各地匯聚到了三星堆。

　　“三星堆的很多物品來自相鄰地區，比如青銅容器、玉石器、象牙、海貝等。”施勁鬆說，“三星堆的部分銅容器可能來自長江中游，部分玉石器可能來自長江下游、西北和中原，象牙或來自南方……”與此同時，他認為一些關鍵技術、資源、觀念，以及掌握著專門知識和技術的人也從不同方向進入了三星堆。

　　施勁鬆介紹，三星堆的青銅制作技術應該不源於當地。“它的來源可能有兩個：一是中國西北，甘肅張掖的西城驛遺址可能就是一個距今4100年前后的冶金中心﹔另一個可能則是東邊，因為長江中游的石家河文化或已生產銅器。”至於黃金的來源，他透露中國西北地區在三星堆以前已有用黃金飾品隨葬的習俗，“甘肅玉門火燒溝青銅時代早期遺址等出土過金制品。在青銅時代，黃金制品在我國主要分布於西北和中原地區。”而三星堆的太陽崇拜，在中國長江中下游也有悠久傳統，“河姆渡文化、良渚文化、大溪文化、城背溪文化、高廟文化，都有豐富的表現太陽的圖案。”

　　文化的交融交匯催生新的區域文明

　　為何眾多的文化和技術、人員匯聚到了三星堆？三星堆為何會成為一個區域文明的中心？

　　在抽絲剝繭的研究過程中，施勁鬆發現了一些很有意思的跡象：“這種匯聚規模大、具有突然性，所以不是一般的文化交流結果。此外，成都平原出土的同時期考古材料中沒有兵器、戰爭和暴力的跡象，也沒有輸出資源或產品，所以三星堆匯聚的各種因素並不來自戰爭、對外掠奪或者長途貿易。”因此，施勁鬆提出了一個新的構想，也就是“從新石器時代到青銅時代，成都平原處於南北向和東西向人群遷徙與文化交流通道的十字路口，各地人群進入成都平原，不同的文化在此交匯、交融，催生了新的區域文明”。

　　大量出土文物顯示出了文化交流的結果。施勁鬆表示，什邡桂圓橋遺址出土的黍、粟、陶瓶，表明這時的新石器時代文化可能來自西北的仰韶文化晚期類型﹔鹽源盆地出土的馬車、杖首和銅樹，可能也來自我國西北地區。此外，寶墩文化的城與稻作農業，都受長江中游的影響﹔茂縣牟托石棺墓中的大批銅容器、樂器，則應來自長江中下游。

　　不過，三星堆各種新因素突然大規模出現，施勁鬆認為還有更深層的原因，那就是太陽崇拜。

　　“距今三千多年以前，成都平原形成了以太陽崇拜為核心的體系化的信仰，統治者掌握了制定歷法、溝通天地的權力，神權和王權形成。幾乎所有的社會財富都用於這樣的信仰或相關的祭祀活動，這個區域文明也因此而顯得與眾不同。祭祀活動場所或許是具有神秘力量的聖地，所以不需要軍事力量防衛。這也可能是為何這個時期的重要遺存都集中於三星堆，並且出土遺物中沒有任何兵器的原因。”

　　綜合分析，施勁鬆認為三星堆可能是當時的一個知識中心或者神性中心。“在沒有戰爭、掠奪或長途貿易的情況下，人員、技術、資源、貴重物都匯聚於此。成都平原輸出的可能是知識形態的而非物化的產品，這是一種更為高級的產品。另一種可能則是各地的人們主動攜帶財物匯聚到此，因為在這裡他們可以溝通自然、獲得神秘力量。”

　　三星堆博物館景區管理委員會景區和遺址管理部部長朱亞蓉：

　　三星堆青銅文化兼容並包、融匯創新

　　銅尊作為商文化的典型器物，在中原和長江中游地區廣泛出土。同時，尊也是三星堆遺址祭祀區考古發掘中，出土數量多、造型多樣的商文化風格青銅容器。三星堆銅尊與商文化銅尊相比有怎樣的特征？三星堆銅尊的這種自身特點對於我們理解三星堆有什麼意義？三星堆博物館景區管理委員會景區和遺址管理部部長朱亞蓉認為，三星堆銅尊上的改制現象及三星堆銅尊有別於其他區域文明的獨特的造型及用途，反映了三星堆青銅文化兼容並包、融匯創新的特征。

　　從銅尊改制觀察三星堆人的學習與創新

　　1986年，三星堆遺址1、2號祭祀坑共出土圓尊13件（含殘件）、方尊殘件1件。2020年以來的三星堆遺址祭祀區新一輪考古發掘中，在遺址3號祭祀坑、8號祭祀坑也出土了大量的青銅尊，初步統計較完整的尊數量達到14件，銅尊殘件52件，器型更為多樣，極大地豐富了三星堆青銅尊的器型和內涵。

　　在朱亞蓉看來，三星堆祭祀坑出土的銅尊，造型、紋飾風格、鑄造工藝均與中原和長江中游、陝西漢中等地出土的同類型器物十分相近，是研究三星堆與中原、長江中游地區文化聯系的重要物証，也成了三星堆青銅器斷代的重要依據。

　　她注意到，與同時期中原地區銅尊相比，出土於3號祭祀坑的一件銅尊上，出現了三星堆風格的鳥形飾件，它們採用分鑄技術，被鑄接到犧首的口部，這種風格體現出三星堆人在銅尊審美方面的創新﹔而出土於8號祭祀坑的神獸器蓋及殘尊，出土於3號祭祀坑的頂尊跪坐人像中的銅尊造型，也都不同程度地表現出三星堆人在形制、功能方面對銅尊的創新。“這種銅尊上的本土化改制現象，既有局部的改造，又有器用上的創新，反映出三星堆人對來自商文化的銅尊與本地信仰習俗和審美觀念的融合。”

　　“比如銅罍座鳥足頂尊神像上的銅尊，其造型、紋飾風格都明顯有別於常見的大口折肩尊，尊身和尊蓋的紋飾風格協調、口沿及尊蓋沿口環鈕相互呼應，顯然是經過精心設計制作而成。”朱亞蓉表示，三星堆銅尊的改制現象反映了古蜀人對來自商文化的銅尊這一類器物接納、融合、創新、發展的過程，銅尊最終成為古蜀祭祀活動中的重要禮器，成為古蜀祭祀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

　　銅尊改制行為極可能在三星堆本地完成

　　銅尊改制是如何發生的？三星堆的青銅器到底在哪裡鑄造？關於這個問題，目前還沒有肯定答案。專家學者們依據相關考古線索，形成了幾種觀點：有的認為尊罍等容器來自長江中游，面具、人像、神樹等非容器類為本地鑄造﹔有的認為是外來工匠攜帶金屬原料在三星堆鑄造﹔也有的認為三星堆銅器主要是外來的，可能通過定制的方式來自殷墟和其他地點。

　　朱亞蓉表示，北京科技大學、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三星堆博物館正合作開展三星堆青銅器鑄造地的溯源研究，通過銅器泥芯和黏土的地球化學特征比對來溯源銅器的鑄造地。

　　經過對三星堆青銅器主量元素和稀土元素特征的研究后發現，尊、罍等容器與神樹、面具等本地風格銅器鑄造泥芯的黏土組成和地球化學特征存在明顯區別﹔三星堆銅器應該存在多個鑄造地來源﹔面具、神樹等本地風格銅器泥芯的礦物構成，與當地黏土資源較為接近。

　　對於這項研究成果，朱亞蓉進一步闡述了自己的理解：“三星堆銅尊上的改制現象，說明鑄造的行為很可能是在不同的作坊完成的，結合改制后青銅尊表現出來的強烈的古蜀風格元素，改制的行為極可能就是在三星堆本地完成。這或許也從側面說明了古蜀青銅器鑄造技術的高超，已熟練地掌握了分鑄技術，可以結合本地文化靈活地對原器進行改制。”（四川日報全媒體記者 吳曉鈴）

分享讓更多人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