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根據我的同名歷史小說改編的網絡劇《顯微鏡下的大明》（見圖）在國內播出，觀眾反響良好。原著中的六個故事來自方志、雜抄等民間案牘，從明代基層官吏和專業人士的視角出發，於細微處向讀者展示明代中國。小說也獲得泰國讀者的喜愛，泰國“中國文學讀者俱樂部”曾在曼谷舉辦《顯微鏡下的大明》讀者交流活動。與泰國讀者交流時，我拋出一個問題：“我的作品寫的都是中國古代的人和事，大家為什麼喜歡讀？”讀者們的回答五花八門：有的被密集反轉和緊張節奏吸引，有的被主人公的人格魅力打動，尤其令我印象深刻的是一位讀者說自己遇到和小說主角同樣的困惑，想看看故事裡的解決之道。

　　歷史小說為什麼會吸引當代讀者？除了“以史為鏡，可以知興替”“鑒於往事，有資於治道”這些道理外，那位泰國讀者很好地回答了這個問題：在歷史小說中，我們看到了古今相通的人性共性，看到了歷史與當下的連接，這些是將個人經歷置於不同時代場景中的再體驗。

　　意大利歷史學家克羅齊曾提出過一個命題：“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他認為，歷史需以當下現實為錨點，才能夠進行討論與重構。“當代史”不是以某個時間為界限，而是取決於歷史事實能否與個體生命經驗產生關聯。在文學領域，我們可以將這句話略作引申：“一切歷史小說，都是當代題材小說。”文學作品講的雖是歷史掌故，傾注的卻是作者對當下的觀照，與作者同時代的讀者看到后，自然會生發共鳴之心。回顧文學史，歷經時間淘洗流傳下來的優秀作品，無一不具有跨越時代、感動讀者的力量。

　　我們為《離騷》而流淚，是因為我們同樣具有屈原那樣的愛國情懷﹔我們愛讀《西廂記》，是源自對愛情的浪漫憧憬﹔我們讀意大利作家喬萬尼奧裡的《斯巴達克斯》，是因為從中感受到對自由的向往。這些情感並非來自作者賦予，而是我們自身的理解與渴求恰好在作品中尋得共鳴。

　　在我看來，歷史小說作者的任務不是如史學家般抉微鉤沉、探尋真相。歷史小說作者要尋找古代人與現代人在精神層面的共性，提煉不因時光流轉而改變的某些特質，並映照到現實中來。從這個意義上講，歷史小說的立意至關重要。歷史小說雖以陳舊的歷史為素材，意識卻應是現代的、嶄新的。誠如法國作家大仲馬所言，歷史提供了一枚釘子，用來懸挂小說的大衣。釘子可以是老的，大衣卻一定要是新款。優秀的歷史小說絕非簡單復刻古代，而要融入現代意識。姚雪垠的《李自成》、魯迅的《故事新編》和日本作家井上靖的《敦煌》等，都是其中翹楚。

　　在歷史的縫隙中，亦有許多可能性值得挖掘，值得用想象去填補——我將其稱為“歷史可能性”寫作。我用類似於“夾心餅干式”的寫作方法處理故事和歷史之間的虛實關系：對歷史大事件和確實存在的歷史人物，不去改變，力求真實﹔對風土人情、典章器物等生活細節，也不做改變，並力求考據精細。於兩層真實之間，我會加入虛構內容，力求“大事不虛，小事不拘”，令故事盡量精彩可信。

　　近年來，我追躡前賢，堅持從大眾角度展開寫作。小說《長安十二時辰》的立意最終落在“守護長安”這樣一個命題上：張小敬，一個在正史中僅有短短一句話記載的“小人物”，如何守護他所愛的城市，保護生活其間的萬千百姓。他的言行超越了貴賤有別的封建社會陳規習俗，自覺閃耀著人民史觀。讀者閱讀時，會下意識地聯想到身邊的警察、醫護和消防隊員，想到這些默默守護我們日常生活的普通人。這種個人的體驗與感動，會移情到主角張小敬身上，與小說作者共同完成角色塑造。

　　《大醫》是我新近創作的長篇歷史小說，分為“破曉篇”和“日出篇”兩部出版。故事同樣聚焦“大歷史中的小人物”，以20世紀初的中國為背景，講述三個普通年輕人互相扶持、逐漸成長為公共慈善醫生，並體悟到何為“蒼生大醫”的故事。那些在國家危難之際毅然放棄舒適生活、選擇救死扶傷的前輩醫生們，也從我的筆端走出，共同繪就中國紅十字運動的歷史畫卷。《大醫》出版后不久，即入圍中國作協“新時代文學攀登計劃”首批項目，受到讀者朋友的廣泛歡迎，有望進行影視拍攝。我期待這部講述中國醫者仁心的故事，未來也能夠通過文字和影像撥動海外讀者與觀眾的心弦。

　　當下，以網絡文學、影視IP等為代表的數字化傳播方式，已成為中國文化出海的重要航線。由我創作的小說改編的影視劇《長安十二時辰》《風起洛陽》也搭上“國劇出海”這艘大船，跨越不同語言和文化，令外國觀眾了解中國、愛上中國，令我收獲了一批外國讀者。

　　通過與不同國家的讀者交流，我愈發深刻體會到，人類彼此之間的共性大於個性。無論身處哪個國家、哪個文化圈，人們珍視的東西基本一致：對家庭的關心、對親情的眷戀，對友情的渴望，對自我成長的表達……一位泰國讀者讀到《三國機密》裡楊修渴望得到父親楊彪的認可，便想到自己叛逆的青春期﹔一位日本讀者看完《長安十二時辰》后，特意寫了書評，感慨盛世長安的浪漫繁華。同樣，我作為中國讀者，也能被奧地利作家茨威格的《人類的群星閃耀時》所展現的“大歷史觀”深深震撼，也能從法國作家巴爾扎克的《人間喜劇》裡看到世情百態。由此可見，迥異的文化背景並不會成為閱讀的障礙。

　　我曾在新西蘭留學4年，給許多當地朋友講過中國傳奇故事中的四大悲劇。他們並不知道西王母和秦始皇，也不明白西湖和化蝶的文化內涵，但這不妨礙他們為白素貞、孟姜女、牛郎織女和梁山伯與祝英台的遭遇而流淚。原因無他，這4個故事體現出的人性魅力超越了文化背景差異，無需特別翻譯，放之四海皆能獲得理解、引發共鳴。

　　在為《大醫》做史料研究時，我讀到唐代醫藥學家孫思邈《備急千金要方》中的一句話：“若有疾厄來求救者，不得問其貴賤貧富，長幼妍媸，怨親善友，華夷愚智，普同一等，皆如至親之想。亦不得瞻前顧后，自慮吉凶，護惜身命。見彼苦惱，若己有之，深心淒愴，勿避險巇、晝夜、寒暑、飢渴、疲勞，一心赴救，無作功夫形跡之心。”這與當代醫學生入學前宣讀的《希波克拉底誓言》有著異曲同工之妙。二者表達方式雖然不同，核心思想卻基本一致。這說明醫德同樣超越不同文明，具有人性至善至美的共通點。從這樣的“人性共通點”入手創作，也就無需擔心語言的藩籬、文化的隔膜。

　　中國文化源遠流長，獨具魅力。當我們向海外的受眾講述中國故事時，在把握歷史事實、體現文化內涵之外，還需注意如何講述一個好故事。這要求作者勇於守正創新，在堅持本國文化特色的前提下，尋找到能夠打動更多人的情感共鳴點，尋找到與當下時代的連接點。

　　（作者為中國當代作家）

　　《 人民日報 》（ 2023年10月30日 17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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