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典籍博物館高高的台階下方，是國圖古籍館的辦公區域。乍一進入，略顯壓抑。陳紅彥館長的辦公室在走廊盡頭，四人一間，入目盡是書刊雜志。陳館長從雜亂書桌中迎出來，與我想象中的館長、政協委員形象不能說沒有出入。她短發利索，眼鏡秀氣，無妝容，一身藏青色套裝，溫婉親切的態度中隱然有古韻，語速柔且快，帶著我很快進入了她的古籍世界。

跟一眾名師學下來，希望成為老師那樣的人

陳紅彥是現任國家圖書館古籍館館長，本科求學於北京大學古籍專業，畢業后即從事古籍工作。算起來，她的專業經歷到今年整滿40年。

選擇古籍文獻作為終身職業，是陳紅彥在高中時期就確定了的事。她的高中一年級班主任常康老師常常自己刻蠟板，印上一篇古文給學生們“加餐”，讓同學們標點、注釋、翻譯，陳紅彥的興趣很快聚焦在了古文上。高考時，根據常老師的建議，她報考了北京大學中文系古典文獻專業，並如願被錄取。

進入北京大學，陳紅彥遇到了一眾名師。她曾在一篇文章中回憶：入學后的第一次震撼，是金開誠先生書法級的板書和淵博的學問。之后，王力、陰法魯、周祖謨、裘錫圭、袁行霈、倪其心、安平秋、嚴紹璗、孫欽善、白化文、董洪利，以及客座教授黃永年等，這些原來在書本上見到的名字，竟換作本人在講台上侃侃而談、在身旁諄諄教誨，使我受益匪淺。

這些師長也在採訪中被她再一次提及。

她記得，大一時中文系組織同學們參加春聯征集活動的評選，那是一項學校社會實踐活動，是學校給學生創造的實踐機會，那一次是由白化文老師指導。陳紅彥說：“當時我們根底淺薄，白先生真的是深入淺出、掰開揉碎地講。”

老實的老師常被學生開玩笑，比如有時候課上得太晚，同學們餓了，就紛紛敲飯盆兒。考試時有的老師好心提醒大家檢查鋼筆有沒有灌足鋼筆水，就會有調皮男生接下茬：“老師，我們鋼筆裡有水，肚子裡沒水。”土家族的向仍旦老師講文化史，嚴謹又認真，從不開玩笑，“但是他用方言講課，很多時候我們都聽不懂。”陳紅彥笑著說。

陳紅彥印象中本科階段接觸的老師字都漂亮，學問都好，對教學盡心盡力，同學們也都愛學。4年跟一眾名師學下來，學生都打下了深厚的基礎，“說實話，老師們的教導至今還常在我的工作中冒出來，包括思維方式，都是有用的。” 陳紅彥說，“同時我們也有了做人的榜樣，都希望成為老師那樣的人。”

初入職國圖，恰逢舊館遷新址

1987年陳紅彥畢業后，進入國家圖書館（時稱北京圖書館）善本特藏部善本組工作，當時部門主任是李致忠先生，組長是王玉良先生。

陳紅彥第一天到辦公室報到，發現四下裡無人，好奇地問組長王玉良。王先生回答：因為頭一天大家為了趕交北京圖書館善本書目的校對稿，都加了夜班，所以今天稍微休息一下。陳紅彥憶起當時心中想法：“其實好多人都認為圖書館是一個輕鬆的工作崗位，我最初也是這樣認為的，但我剛一來就知道還要加夜班，哪裡輕鬆啊！”

初來乍到的懵懂，還有“不知道圖書館應該是干什麼的”。終於進了善本部書庫，陳紅彥驚嘆“真大！書架上的書既多又整齊”。而她初入職進庫后就核對出一條書目問題：“是一本《古夫於亭稿》，目錄誤寫做了《古夫子亭稿》。”陳紅彥興奮極了，一下子感受到了自己的價值。

國家圖書館善本室有個傳統，新人入職后要跟著老師熟悉書，“包括書名、作者，幾百上千種，這是一個基本訓練。”隨后，要到各部門輪崗，熟悉圖書館全貌。但陳紅彥這一屆例外，因為恰逢國圖舊館遷新址。國家圖書館搬家，清點是重頭戲。新老員工都集中進行搬遷了。

陳紅彥領到的第一項工作是寫卡片。老師的要求很明確：要一筆一畫，不能寫連筆。陳紅彥說：“圖書館寫字的最高境界就是小孩字，目的是讓人看得清楚，再一個是要有行氣，一行一行要整齊，這也是進圖書館的第一步。”

善本組和書庫同在文津街老館時，組和庫之間走動方便，諸多方面的管理多靠人為。搬至白石橋新館后，新庫房根據路線和位置採取了科學現代化的管理模式，如加裝了自動滅火裝置、自動報警裝置，安防、消防等等也都到位，館裡還專門從各組抽人，成立了庫房和閱覽管理專門的組。

親歷國寶回歸，是一生的榮耀

在國圖古籍館，陳紅彥有不少親歷的善本回歸入藏故事，這是她認為“這輩子特有福氣的事”。

她首先講述了促成韓柳合璧的著名藏書家陳清華的故事。

陳清華的藏書故事多有流傳，上世紀30年代始藏書，非世家，出手第一部書就是宋刻本《荀子》，“那部書字大如錢，墨如點漆，是一部極好的書。”陳紅彥說。陳清華為此豪擲萬金。之后陳清華又發力買了很多著名的書，如四冊《永樂大典》、宋世彩堂刻本《韓柳集》等等。

1949年，陳清華移居香港。50年代，因生意困難，希望出手部分藏書，人所熟知的鄭振鐸、王冶秋等人集中力量運作，1955年購回陳私藏83種，收入國圖。1965年陳清華又要出手一批，包括18種書和7種拓本，“那時國家經濟困難，是周總理下決心買回來的，還動用了庫幣。”陳紅彥說：“當時有一個算法，購回這批書所用的錢是當年全國大學生一年的伙食費，那真是下了很大決心買回來的，當時經手的趙萬裡先生還曾拿這些書到中南海給周總理看過。所以我們國家對文化的重視從來沒有缺席過。”

陳清華后來移居美國，將藏品分贈一兒一女。兒子陳國琅手裡是23種書加一軸《江山無盡圖》。2004年，陳國琅先生自覺年老，也想將手中藏品出手送回祖國。陳紅彥回憶：“當時很多人都得知消息，嘉德古籍部總經理拓曉堂熟悉陳清華藏書前兩次入藏國圖的往事，於是，我們和嘉德合作，用當年文物交流中心國家文物征集專款將陳先生的藏品買了回來。”陳紅彥記得，當時形勢很緊張，離上拍大概隻有一個小時，才把所有批文鑒定流程走完，相關文件送到嘉德。“那年的11月8日，我們從嘉德將這批藏品取回館裡。”這個時間陳紅彥記得清晰。

陳紅彥感嘆，陳清華先生藏書的三次海外回歸，經歷了不同的時期，不同的人，最終在國圖合璧，在其中的人都為國家館藏做出了重大貢獻。

23種書加一軸《江山無盡圖》入藏國圖后，陳國琅又特意將家藏的18枚藏印贈送給國圖。陳紅彥說：“老先生曾專門來看過一下，我們也寫了一些回憶文章。本來我們想再做些紀念品給他，讓他再高興高興，但疫情期間老先生離世了，沒等到。”陳紅彥回憶，陳國琅藏品入藏國家圖書館后，老先生還曾通過嘉德轉來一封信，說父親的在天之靈也會得到安慰，會高興的。

2014年10月，國內三件早期印刷品也在國家財政的支持下入藏國圖，也是令陳紅彥難忘之事，難忘點在於賣家催款。“這三件印刷品是保利征集到的，出售的是一位私人賣家，因為使用國家專款需要根據情況報批，我們館長還親自寫了信，但賣家仍然不放心，不停地催款，半夜還會打電話。”這三件文物也是陳紅彥和同事一起取回來的。

三件早期印刷品的珍貴不言而喻。陳紅彥介紹：“這三件文物中的天成二年（927）刻本《佛說彌勒菩薩上生經》，是國內現存有明確紀年的最早印刷品，世界上現存有明確紀年的第二件雕版印刷典籍。另外兩件雖無明確年款，也與天成二年本基本同期。這三件寶貝入藏國圖，不僅提升了館藏質量，也是中國文化自信的實証，因為在印刷術的發明上世界各國一直存在爭議。”

陳紅彥坦言，一個人的職業生涯不長，但作為古籍工作者，古籍保護的從業人員，親身經歷這些重要事件，可以說是一生的榮耀。

科技賦能修復室，成就最精准的《永樂大典》修復

國家圖書館有著名的四大專藏：敦煌莫高窟密室的“敦煌遺書”，元代山西廣勝寺請印的金刻佛家寶典《趙城金藏》，以及明清兩代官方編纂的巨著《永樂大典》和《四庫全書》。它們入藏后的保護和修復無疑是國圖古籍人最為牽心挂肚之事。

陳紅彥說：“《趙城金藏》入藏及修復是古籍修復室提升飛躍的一個契機。”

古籍修復室在1909年京師圖書館（國家圖書館前身）建館后不久就建立了，當時僅有一兩名修復師。1949年《趙城金藏》入藏時破損嚴重，為了搶救這4000余件國寶，政府專門調來4位老師傅增加修復力量，從1949年到1965年日復一日地修了十幾年，終於使《趙城金藏》復其舊貌。陳紅彥生於1965年，國寶《趙城金藏》修復完成於1965年，陳紅彥感慨著命運的神奇。

《永樂大典》2007年回歸，是古籍修復室提升修復能力的又一次契機。

《永樂大典》1912年起陸續入藏國圖，此后數次修復。2007年，中華古籍保護計劃開始實施，當時陳紅彥是國家古籍保護中心辦公室第一任主任，根據上級安排對華東區進行督導時，契機再次出現。

當時，國圖古籍館研究館員程有慶和中科院楊成凱、故宮博物院施安昌、文物出版社孟憲鈞一起，到華東核查古籍善本。剛到上海，老家在上海的施安昌就告訴大家，一位老鄰居說手中有一冊《永樂大典》，想請專家鑒定一下。當時，大家都覺得在民間發現《永樂大典》的概率很低，程有慶在古籍館工作這些年，經常有人拿著假《永樂大典》到國圖，有的是影印本，有的是仿制品。當天晚上，收藏者袁女士抱著一冊《永樂大典》來到幾位專家下榻的賓館，展現在四人面前的一冊《永樂大典》與國圖地庫中的一模一樣，是“模”字韻的“湖”字冊。此前，國圖已經收藏的兩冊“湖”字單冊，在程有慶的印象中，正好缺中間這一冊。經反復証實，這冊《永樂大典》是真品。袁女士說自己想將其出手。程有慶立即表示：“如果您要出手，可以考慮國圖。”

陳紅彥也親歷了這冊“湖”字《永樂大典》的入藏過程，那時她剛剛回到善本和普通古籍合並不久的古籍館。之后在2022年又親歷了這冊《永樂大典》的修復。

她記得：“這冊《永樂大典》的修復與以往不同，不僅繼續貫徹了過去最少干預、修舊如舊的整體修復原則，還有很多科技手段用了起來。”

“2003年的修復，材料是個瓶頸，找不到合適的書皮材料。我們的修復師張平老師跑遍了北京城，隻找了一個相近材料先用上。2007年回歸的這冊，2022年我們在社會力量的支持下進行修復。這次我們的青年修復師用他們的學科背景進行檢測分析，不斷試驗，然后進行機織，研制出了匹配的材料。他們把研制出的材料在顯微鏡下一根一根絲對接，讓這冊《永樂大典》生機煥發。”陳紅彥還特別提到，是修復師科技水平的進步，各專業年輕人的配置合適，加之社會資金助力，前人經驗的繼承，才成就了這次最科學、最精准的修復。

但過去修復的也不埋沒，“因為沒有之前一次又一次的加固和維護，《永樂大典》的生命不可能維持到今天。修復古籍的過程更科學更規范，還復原了過去的材料，使得《永樂大典》有了更科學、更有效的材料去保護。而掌握了這個方法以后，其他的古籍修復也可以用上。所以現在的進步是時代的特征，是科技的賦能和助力。”陳紅彥說。

實驗室在古籍保護的多個方面發揮了作用

說完修復室，古籍館的實驗室也特別值得一說。

陳紅彥先提到的是實驗室解決古籍紙張的酸化問題。

“古籍館館藏年代最早的有確切紀年的《敦煌遺書》，距今有1600年了，依然觸手如新，原因就是我國古代造紙技術包括過程的控制，使得生產出的材料都呈中性或弱鹼性。古籍的酸化和老化，實際上是我國1850年以后引進木質素進入造紙材料后出現的，木質素多了，就加速紙的老化和酸化過程。”陳紅彥解釋，“所以古籍的酸化現象集中在清代、民國，宋元前的古籍也有輕微酸化現象，那多是受不可避免的環境因素影響，大多不是紙張本身的問題。”

從2008年開始，古籍館實驗室在舊有基礎上，借助中華古籍保護計劃，主要針對紙質文獻增加了相關設備，相繼建立了化學、物理、生物、脫酸等6個實驗室。古籍館實驗室的定位有二：一是研究古籍紙張文獻的保護機理，據此做出相關標准﹔二是研究古籍各種損害的修復方法，這也是最主要的。

在陳紅彥看來，實驗室在古籍保護的多個方面發揮了很好的作用。首先，實驗室負責檢測館內所有重要庫房的空氣質量和保護情況，並出台了系列標准﹔其次，研發專利產品加以應用，如開展紙張檢測。這一點陳紅彥特意補充：“我們的修復紙張用的是國家古籍保護中心配送的。配送紙時都做過抽樣檢測，紙都符合現在修書的要求，因為一旦造紙材料和技術不對，可能紙造出來就是酸性的，我們的很多宋元本並沒有酸化，一旦用酸性紙修復倒埋下了隱患。以前我們沒有測酸等設備，現在我們可以對紙張進行全面檢測，基本能夠保障修復用紙達標了。”

古籍館實驗室早在2014年就被文化和旅游部評為古籍保護科技文化和旅游部重點實驗室。而從2016年開始，自主研發的脫酸技術對酸化文獻做了搶救后，更有了突出成績。陳紅彥說：“做了脫酸搶救的民國文獻，能夠延壽二三百年。這不是隨口說的，而是在對脫酸文獻做了老化實驗后得以証明的。”

陳紅彥介紹，實際上脫酸技術在國外早已存在，但其設備等價格不菲，昂貴程度超出我們的承受能力，加之我國文獻的體量，所以自主研發的成功，不僅使我們自己有了技術保証，也無疑能夠產生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

三種不同類型師帶徒的模式，陳紅彥稱之為“三駕馬車”

任何一個崗位都是經驗和科技的結合，特別是古籍修復。陳紅彥回憶：“老館長周和平就認為手工技藝傳承更有效。”2013年，文化部在古籍館挂了“國家級古籍修復技藝傳習中心”的牌子，館裡的8位年輕人拜古籍修復技藝國家級傳承人杜偉生為師，開始了師徒間的技藝傳授。“后來朱振彬也收了徒，他們都有拜師儀式，我們准備今年或明年再辦一次。” 這些老同志特別敬業，青年人學的不只是技術，還有精神的傳承。

“修復室這些老師各有長項，朱振彬修復書拿手，劉建明單張和拓片修得特別利落。”劉建明、朱振彬都是全國技術能手。對於修復行業而言，經驗非常重要，經驗不夠學歷再高也上不了手，所以古籍館對年輕人的培養，除了重視學歷背景，還注重古籍保護計劃在職培訓、學校對學生的培養，加上師徒傳承，形成了三種不同類型師帶徒的模式，陳紅彥稱之為“三駕馬車”。

古籍館成立之初，修復室人員以老同志為主。老同志陸續退休后，年輕人開始擔當主力。現在修復組組長胡泊1981年生人，也是全國技術能手。

古籍修復室還注重修復師各學科的搭配，有學書畫臨摹的，學書畫修復的，學考古文博的，還有學化學、造紙、文獻的，不同學科背景綜合在一起，對古籍修復而言會更科學更有效。這兩年古籍館還招進來幾位身高1米80的姑娘，因為修拓片需要個子高一些，真是方方面面搭配周到。

年輕人還有一個特點：在繼承老一代經驗的同時，願意將所學所感記錄下來形成文字並做分析，“不隻有手法的分析，還有科學技術的分析。”所以，陳紅彥稱他們是新時代的修復師，“老修復師不太愛寫，但這是不同時代的特征，也說明這個行業在發展。”

作為館長，陳紅彥對修復師的修復數量沒有一律要求，她始終認為嚴謹和科學比數量更重要。“因為我覺得用心修復、用科學技術修復的東西和隨隨便便修復的，從長期保存來說是不一樣的。對千年古籍來說，哪怕是幾百年的古籍，修復科學有效、真正的保護好它要比追求數量浮皮潦草地趕活兒重要得多。”

但同事們的勤勞肯干仿佛早已化為自覺行動，“活兒沒干完經常加班，這種加班是沒有加班費的。”這其中當然也有原因：活干到半截，明天再繼續手感可能不對，經過一晚修復紙張可能也會發生變化。陳紅彥坦言：“跟古籍接觸有滋養，自然而然就有了升華，這是他們的感受，也是我自己的感受。”

國圖古籍館的修復隊伍日益壯大，目前已有25人，每年還續有遞補，以搭建長期發展的梯隊。目前應該是圖書館界修復隊伍中最大的一支。

不僅古籍館古籍修復室，實驗室也有師徒傳承模式。周崇潤是保護計劃啟動前主持調研國家圖書館古籍文獻酸化情況的老同志，他們的調研給當時古籍保護計劃立項提供了充分的數據支撐。如今他雖已退休，依然接受返聘回館工作。

陳紅彥說她總愛和她的修復師同事們說：“我們幾十年職業生涯，能夠為千年古籍延壽，是多麼功德無量的事。”我們的年輕人對此都非常贊同。

文/記者 王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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