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4日，第七屆平遙國際電影展舉行“電影，不會趴下”黃建新電影大師班。著名導演、監制黃建新圍繞從影四十多年的經歷侃侃而談，金句迭出。他認為，技術變革會給影視行業帶來顛覆性影響，但影院有不可替代的意義，觀眾會一直追隨好的故事。

　　傳統攝制組可能會消失

　　今年平遙國際電影展格外關注技術。從採用AI技術繪制的影展主題海報，到舉辦全國性的電影科技論壇，如何將技術更好運用到電影生產創作中，成為電影人熱衷討論的話題。

　　談及AI對電影產業的影響，黃建新大膽預測，電影攝制組可能在八年后消失。“傳統意義上的電影制作過程有攝影、美術、照明等部門合作，未來可能是幾個具有想象力的人組成一個技術管理團隊，在跟AI的合作中完成。如果是這樣，我們以后幾千人、幾百人的攝制組就沒有了。”他認為，在AI的支持下，中國電影的年產量甚至可能達到1.5萬部。

　　黃建新建議，業內對AI技術要有所准備，不是把AI當敵人，而是要跟它做朋友，千萬不要有固化思維。“創作者一定要激活自己，避免固化，否則就容易被技術碾成一張紙，因為AI是擋不住的。”

　　但黃建新同時也認為，電影院的作用難以替代。“影院有一個‘場’的概念，就像看足球比賽，去現場看跟電視上看不一樣。影院有群體心理和情緒傳染，這就是電影的魅力，目前還沒有東西可替代。”

　　在黃建新看來，電影既具有作品屬性，也會和社會輿論建立關系。因為電影的生產過程，是文化的公開過程，媒體會不停報道，所以主創的觀眾緣很重要。跟觀眾關系親近，觀眾會原諒你的缺點﹔跟觀眾疏遠，即便拍得好，他們也會挑毛病。“大家在追求藝術之余，要學會處理好與觀眾的情緒聯系點，這樣可以事半功倍。這也是為什麼很多電影差不多，有的能賣錢，有的賣不好，有時是觀眾的微妙心理在起作用。”

　　監制首要任務是保護導演

　　近些年，黃建新的工作重心轉向監制，打造出《投名狀》《智取威虎山》《長津湖》等大片，有了“華語電影第一監制”的美譽。黃建新認為，監制的第一任務就是保護導演，“建立一堵牆”。“現在電影投資方越來越多，很多不是專業公司，如果每個人都去跟導演談想法，那導演還能拍戲嗎？所以監制要擋在這裡：有意見跟我說，我覺得你說得對，再跟導演單獨溝通。”

　　“第二，監制要規劃好電影從頭到尾的流程，讓導演永遠在他的位置上。”黃建新直言，現在的導演壓力太大，啥都管，而單純性是藝術最寶貴的心理動機，所以監制要保護創作。“尤其是藝術片，（監制）一定要少發言。必要的時候，再跟導演交流，但不要告訴導演怎麼拍。藝術電影和商業電影是兩個體系。”

　　黃建新建議青年導演，要做好准確的電影預算。他在擔任好萊塢大片《木乃伊3:龍帝之墓》制片人時發現，好萊塢的制作系統相當嚴密，預算表格把一切變成透明的，哪怕是用了多少餐巾紙都要做進預算。投資者知道錢用到哪兒了，這樣他們會很踏實。“我覺得年輕導演和制作人一定要學會這個方法。不能超，也不必節省。省錢會讓人質疑先期預算不准確，是不專業的體現。”

　　中國電影需重視講故事

　　經歷三年疫情后，中國電影在2023年暑期檔迎來大爆發，業內為之一振。相較好萊塢電影票房的疲軟，本土電影獲得更多觀眾青睞，也讓從業者大感興奮。針對當下和未來的中國電影發展，黃建新建議，從業者一定要重視“講故事”這一傳統。

　　“講故事是常態電影必備的技能，即使你拍不講故事的電影，也得有講故事的本領。這跟畢加索一樣，雖然他畫抽象畫，但其實他的素描功底非常好。”他說自己拍電影也會先寫一個特別短的故事構架，然后去考慮其他創作要點。

　　“電影最容易讓觀眾接受的形態是感性的。感性看電影，會沉浸其中，事后獲得很多感知。制作電影時，你的段落是不是能夠從感性上一下子激活觀眾的心底，這很重要。”黃建新說，他在復盤《長津湖》時發現，這部作品成功的一大原因，是解決了電影的“追隨”問題——觀眾觀影時，其心智要追隨某個東西而行。《長津湖》拍的是抗美援朝中一個連的“死亡史”，先讓觀眾愛上這些戰士，再講一個個生命的消逝。“一部商業電影不能解決‘追隨’問題就麻煩了，我們要把通俗的、能引起大眾共鳴的情感寫進角色，再結合大的背景，讓觀眾去追隨。”

　　相比側重故事的商業片，藝術片則是“超前的、引領的，是人類智慧向未知的沖擊”。正因為兩個系統的存在，電影這一藝術門類才豐富多彩。（北京日報記者 袁雲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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