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現代化，一場跨越數百年、關涉五大洲的全球社會大轉型，貫穿經濟、科技、政治、文化等各個領域，給世界帶來巨變。中國，無疑也是這歷史進程中的一部分。 經過百年奮斗，中國的現代化蔚然成潮。中共二十大報告正式提出“中國式現代化”，為何是現代化模式的創新？其本質要求究竟為何？為何能打破“歷史終結論”？“東西問”特稿專欄藉此推出“讀懂中國式現代化”專題策劃(二)，將圍繞“中國式現代化的世界意義”進行解讀。

中共二十大報告正式提出“中國式現代化”。何為中國式現代化的根本特征？中國與西方的現代化理論有何差異？中國式現代化有哪些理論創新的可能性？中新社“東西問”近日就此專訪了北京大學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院院長助理尹俊。

現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中新社記者：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弗裡德曼曾感嘆：誰能解釋中國經濟，誰就可以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從您的研究而言，中國經濟的復雜性何在？

尹俊：新中國成立70多年來，創造了“當驚世界殊”的經濟奇跡，如何解釋中國經濟發展的“斯芬克斯之謎”是經濟學界最熱門的話題之一。中國經濟之所以具有復雜性，既因為中國人口眾多、各地區差異較大等特殊國情，也因為新中國70多年的經濟發展歷程，不能簡單用傳統發展經濟學理論的“發展轉型”來概括，突出表現為兩類轉型的疊加。

一是中國經歷了兩次經濟體制轉型。第一次是在新民主主義社會的基礎上，通過社會主義改造轉為計劃經濟體制﹔第二次是改革開放后完成了向市場經濟體制的轉型。二是中國經歷了兩次經濟發展轉型，即從“重工業優先發展”，到“經濟高速增長”，再到“經濟高質量發展”的轉型。這使得中國的經濟發展道路是“發展轉型”和“體制轉型”疊加的雙重轉型道路，也可概括為“轉軌發展”，即“在轉軌中發展，在發展中轉軌”，這就帶來了中國經濟的巨大復雜性。

中新社記者：如何理解中國式現代化的根本特征？

尹俊：中國式現代化的根本特征在於中國共產黨的領導，這也是中國式現代化的最大優勢。1840年鴉片戰爭以后，由於西方列強入侵，中國被迫打開國門，國家蒙辱、人民蒙難、文明蒙塵，一些先驅者就已開始探索或推動中國的現代化。直到有了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才徹底結束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歷史，為中國式現代化創造了根本社會條件。在中國式現代化的過程中，中國共產黨始終把現代化的主導權牢牢掌握在中國人民自己手中，按照中國人民的意志去實現現代化。

中國式現代化，短短六個字，內涵非常豐富，既意味著現代化的目標是中國式的，也意味著現代化的手段是中國式的。因此，中國式現代化是手段與目標的雙重結合。

什麼是中國式的現代化目標呢？除了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都在追求的“民富”“國強”的一般性目標之外，由於中國共產黨的性質和初心使命要求，中國式現代化更強調人的自由全面發展，把人的物質和精神協調發展、人的幸福生活、人民的福祉作為現代化的中心目標來追求。中國式現代化的目標不是“單向度”的，而是多維度的。

什麼是中國式的現代化手段呢？與時俱進地擘畫現代化的宏偉藍圖，確定不同階段的中心任務和戰略目標，並為之接續奮斗，是中國共產黨建設現代化國家的科學方式，也是馬克思主義政黨長期執政的鮮明特征和獨特優勢。打個比方，西方國家政黨推動現代化的手段類似“擂台賽”，常常是“你方唱罷我登場”，而中國式的現代化手段是一種整體意義上的“接力賽”，因而能夠做到“積跬步而至千裡”。

中新社記者：縱觀世界各國的現代化探索，有哪些值得中國借鑒之處？

尹俊：現代化起源於西歐的資本主義文明和工業文明，幾百年來，簡而言之，世界各國現代化成與失的規律可以概括為一句話：現代化的失敗可能在於迷信“放諸四海而皆准”的模式或標准，現代化的成功必然取決於“一般性”規律與“特殊性”國情相結合下的理論與實踐創新。

因此，世界上既不存在定於一尊的現代化模式，也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現代化標准。其他國家在現代化“一般性”方面的探索是值得中國借鑒的，但是現代化“特殊性”方面的探索是無法直接借鑒的。

何謂“一般性”規律？比如各國現代化都必須一以貫之地解放和發展生產力，以工業化、城鎮化為動力，以人的福利為目標。這方面的“一般性”體現在各國之間可以相互比較。比如衡量生產力發展水平，無非是通過總產值、國民收入(或人均總產值、人均國民收入)、工農業產值的比例、城鄉人口比例、某些工業品的絕對產量(或人均產量)等經濟指標來區分是否實現了經濟現代化。

但現代化也有“特殊性”。比如各國要因時因地制宜，建立適應本國生產力發展的生產關系和符合本國國情特點的上層建筑。與經濟現代化不同，各個國家的制度差異很大，並且難以像基數或者序數一樣比較。換言之，沒有一個制度現代化的標准。遺憾的是，歷史上人們往往想當然地，把已經實現經濟現代化國家的制度作為制度現代化的標准。這一觀點或者偏見，主要受發展主義思潮影響。為了便於抽象研究，發展主義的主流思潮試圖把現代化的一切問題都歸於純物質利益的分配，比如把政治、經濟和自然環境的問題，轉化為物質利益在政府、市場、社會等主體中的分配問題。對於現代化帶來的問題，比如貧富不均、失業、環境破壞、種族沖突、軍備競賽、戰亂等，則認為可以被物質發展的成就所掩蓋﹔或者說，隻要物質經濟發展了，這些問題都可以解決。而漫長的世界現代化歷史一次又一次地証明，生搬硬套其他國家現代化路徑的國家，注定無法成功。

中新社記者：關於中國式現代化本質特征的理論研究主要有三種觀點：“補課論”、“趨同論”和“創新論”。為何您的著作贊同“創新論”？

尹俊：改革開放以后，曾經有一種錯誤觀點認為，中國是在落后生產力的基礎上建設社會主義的，不得不回轉頭來“補資本主義的課”，通過資本主義的“卡夫丁峽谷”。這種“補課論”的錯誤在於，1840年以來的中國現代化實踐已經証明，中國走資本主義道路是走不通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靈活創新體制機制，是為了促進生產力的發展，奠定向高級階段邁進的物質基礎。

另一種錯誤的觀點認為，社會主義同資本主義的區別以后會越來越不明顯。這種“趨同論”的錯誤在於，社會主義國家堅持以公有制為主體和實行按勞分配原則，這是資本主義制度下不可能實行的，是同資產階級所有制和資本主義分配原則根本對立的。即使社會主義國家與資本主義國家都以提高生產力為目標，甚至都採用了市場經濟體制，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本質特征仍不同，比如資本主義難以擺脫貧富懸殊、兩極分化等問題，而社會主義有制度優越性。

中國式現代化是一種“創新論”，是社會主義制度下的發展中國家走向現代化的長期過程，是一個偉大的文明古國走向現代化的長期過程，是一個人口規模巨大的國家走向現代化的長期過程。這一過程既包括生產力的不斷發展，也包括制度的不斷完善，是一種前無古人的偉大實踐。這一人類歷史上最為宏大而獨特的實踐創新將給理論創造、學術繁榮提供強大動力和廣闊空間，也會帶來中國乃至世界哲學社會科學的大發展，我們不能辜負這一時代。(中新社記者 李雙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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