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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關漫道踏征程 在紅色文獻展裡回望崢嶸歲月

2021年09月24日08:36 | 來源:四川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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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標題:在紅色文獻展裡回望崢嶸歲月

順著長33米的《百繡百年頌黨恩》巨幅蜀繡一路前行,步入“巴蜀風雲——川渝紅色文獻特展”,一冊冊泛黃的文獻映入眼帘,靜靜述說著一段段崢嶸歲月。

正在四川省圖書館展出的“巴蜀風雲——川渝紅色文獻特展”(以下簡稱“紅色文獻展”),由省圖書館和重慶市圖書館聯合承辦,吸引了不少讀者前來。《劉伯承致劉湘信札》《鄭佑之給幺妹(趙一曼)的信》《友聲》《二萬五千裡長征記》……包括珍貴的圖書、報紙、期刊、圖片等具有代表性的百余件文獻資料和實物、影像資料,以中國共產黨在四川的奮斗歷程和紅軍長征為主線,全景式展示這一時期巴蜀革命風雲和黨領導人民革命奮斗的生動實踐。

覺 醒 時 代

革命先驅播下思想火種

1921年10月24日,無產階級革命家、中國共產黨早期青年運動領導人之一惲代英應邀在重慶聯合中學作《青年應該怎樣做》的講演。他在講演中強烈抨擊封建專制,宣傳馬克思主義學說,號召青年肩負起振興中華的責任,鮮明提出:“中國要靠我們,任誰都是靠不住的。”這場振聾發聵的講演,由仲淳記錄整理,並以《惲代英先生演說詞》為題,發表在1921年11月的第一卷第一號《友聲》中。

紅色文獻展展出了1921年11月的《友聲》這本百歲期刊。作為研究巴蜀“覺醒時代”的重要文獻之一,它的尺寸不大,版式普通,因為歲月久遠,封面紙張已呈姜黃色。

“《友聲》是重慶聯合中學校友會出版的半月刊,首期於1921年11月出版。它的誕生和時代緊密相連。”省圖書館古籍部鐘文將其背后故事娓娓道來。彼時的重慶,“五四運動”“新文化運動”帶來的新風,促進了科學與民主的思想在重慶傳播。在這樣的“覺醒時代”,《新青年》《每周評論》等各種宣傳科學與民主的書刊通過各種途徑涌入,使巴蜀青年知識分子不斷受到新思想的洗禮。誕生於巴蜀兩地的《星期日》《川東學生周刊》《新蜀報》《渝江評論》《巴聲》等宣傳新思想、新文化的刊物如雨后春筍般出現。

《友聲》也是這批誕生於本土的思想讀物之一。鐘文介紹,該刊以“提倡改革舊教育,進行新教育和學問社會化,以啟發學生的思想,增強對社會的責任感”為宗旨。除了刊登文學作品外,《友聲》還大量刊登了關於社會、政治、思想、文化、教育等方面的進步文章。在展出的這冊書中,最重要的內容就是《惲代英先生演說詞》。鐘文說,惲代英曾參與創辦對當時的中國青年具有重要影響力的《中國青年》。在重慶時,他經常帶學生與蕭楚女、陳愚生等人討論宣傳革命、教育、社會等問題。即使在上海開展團中央工作期間,惲代英仍然關注並多次指導四川地區地方團工作。郭沫若曾這樣評價惲代英的“引領”作用:“代英在四川瀘縣做過師范工作,四川的青年受他的影響的,因此也特別多……四川那樣山坳裡,遠遠跑到廣東去投考黃埔軍校的一些青年,恐怕十個有九個是受了代英的鼓舞的吧!”

百年前的那場啟蒙演講已經煙消雲散,在百年后的今日,這本記錄惲代英完整演講的書冊,讓彼時革命先驅播撒火種的時刻再現:“我們若要滅去這可笑的念頭,使這個無希望的中國變成有希望,非我們青年努力不可。青年若不自己承認是‘人’,不努力去做,中國便真正無希望。這才真是笑話!所以現在要說中國有希望無希望,隻看我們青年努力不努力……”

“其倡導的青年向上,至今仍有著重要的現實意義。”鐘文說,除了惲代英的演講,展出的《友聲》中還可看見吳玉章的《政治思想的無政府主義和獨裁主義》、橫秋所記的《陳愚生演說詞》等,“這本期刊對於早期進步思想和馬克思主義在巴蜀的傳播,具有積極意義。它像一面鏡子,映射出那個時代巴蜀青年的家國情懷,讓我們一窺百年前的巴蜀青年精神圖景。”

革 命 歲 月

劉伯承為何致信劉湘

琳琅滿目的展品中,一封陳列在壁龕裡的信札吸引了人們的注意。信並不長,兩頁朱欄信紙上,僅百余字,但卻串聯起劉伯承、劉湘、楊森三個川人耳熟能詳的名字。一段激蕩人心的歲月鋪陳開來。

“這是劉伯承寫給劉湘的親筆信,寫於上世紀20年代。”省圖書館古籍部樊迪介紹道。劉伯承,四川開縣(今重慶開州區)人,1955年授銜時與朱德、陳毅等同為共和國“十大元帥”。他早年在四川從軍,被譽為“川中名將”。

劉伯承為何要此時寫信給劉湘?信中又說了什麼?時光穿越回1926年秋。當時,劉伯承以“國民黨中央黨部特派員”的名義回川,全面負責四川軍事問題。其時正值國民大革命如火如荼,為配合北伐進軍,推動革命進程,策動“川軍”易幟,中國共產黨一方面派朱德等到四川做政治工作,爭取當時隸屬北洋政府的四川軍閥轉向國民革命,一方面由劉伯承等人在四川開展軍運,策動部分川軍起義,建立自己的武裝,之后擬定了在瀘州、順慶發動起義的方案。在黨的直接領導下,1926年12月1日,瀘州起義﹔3日,順慶起義﹔5日,合川起義,由此,被后世評價為“奏響了中國共產黨武裝起義的先聲”的“瀘順起義”爆發。

樊迪說,彼時川中各派軍閥已紛紛轉投國民革命軍,其中楊森被任命為國民革命軍第二十軍軍長,駐萬縣﹔劉湘被任命為第二十一軍軍長,駐重慶。起義發生后,為爭取劉湘對瀘順起義的支持,劉伯承在萬縣與楊森會談期間,得知楊森部下師長向成杰(向時俊)返渝,特意請向成杰給劉湘帶一封親筆信,希望劉湘和楊森一起支持革命。這封信就是本次展覽展出的《劉伯承致劉湘信札》。信件送出,劉伯承又再度投入瀘州、順慶方面的軍務中。起義軍隊在瀘州堅持了近半年,雖然最后在各路軍閥的圍攻中失敗,但其影響力與深刻的意義在當時人看來已毋庸置疑。《新蜀報》評論瀘順起義:“驚破武人之迷蒙,喚醒群眾之覺悟,影響川局,關系至巨”。這次起義牽制了四川軍閥東下,有力地配合了北伐主戰場的斗爭,推動了四川革命運動的發展。同時,瀘順起義也是中國共產黨力圖掌握武裝力量的一次勇敢嘗試,是八一南昌起義的先聲,在中國共產黨歷史上有著重要的地位。

作為這段革命歲月的重要見証,這封珍貴的信札首次在省圖書館展出。樊迪介紹,盡管信件缺失部分,但透過劉伯承端正嚴謹的手跡,人們可以感受他赤誠的家國情。“信中,談及合作並非為了一己私利,而是‘吾川七千萬同胞十余年來之痛苦當有解除之望’,這份體念百姓之苦的情懷,讓人動容。”

恢 宏 長 征

再現鮮為人知的感人細節

中國工農紅軍長征的勝利,是人類歷史上的奇跡。紅軍長征歷經曲折,戰勝了重重艱難險阻。紅軍長征時,每天的行走路線是什麼,裡程又有多少?中途又發生了哪些鮮為人知的故事?展出的《二萬五千裡長征記》再現了這段漫漫征程。

樊迪介紹,該書為1937年抗戰出版社印行本,編著者朱笠夫。“長征在中國共產黨歷史上具有偉大意義,但這段艱苦卓絕又輝煌壯烈的歷程存世資料並不多。展出的這部書冊發行於1937年,當時長征剛結束僅一年,是記錄紅軍長征歷史的珍貴的早期資料。書中全景式再現長征圖景,裡面的故事不僅真實,還具有豐富的細節,使得恢宏的長征變得有血有肉,立體地展現在人們眼前。”如今,在書冊目錄可以看見,全書分“紅軍大會合”“艱苦而壯大的道路”“圍剿之突破與長征之准備”“二萬五千裡長征紀程”“搶橋”“長征閑話”6章,用44則記錄再現了紅軍在國共分裂后從成立到壯大、歷經五次反圍剿斗爭后從江西出發到達陝北的長征歷程,以及長征中或驚險或難忘的故事。

其中第4章“長征紀程”是全書的重點,記錄了紅軍沖破國民黨軍隊的圍追堵截,成功渡過烏江、金沙江、大渡河,穿越少數民族地區最后到達陝北的經過。四川是紅軍長征經過的主要地區之一,長征中許多可歌可泣的感人事跡、膾炙人口的紅色故事都與四川有關。比如,86年前,在前有大渡河天險、后有國民黨追兵的危急時刻,20余位勇士臨危受命組成突擊隊,冒著槍林彈雨飛奪瀘定橋,打通了紅軍北上的道路。直到現在,很多人的名字都沒有留下。如今人們可以在書中第5章“搶橋”裡,看見紅軍飛奪瀘定橋、強渡大渡河的英勇壯舉背后的細節。“書中關於長征在四川的記錄頗多,除了第5章的專門記敘,在第4章還有渡金沙江、過大渡河、彝海結盟等相關內容。”書冊還披露了許多鮮為人知的軼聞史實。在“大家都變成泥菩薩”一節中,記錄了紅軍夜行的艱辛。書中寫道,“確實黑暗得可怕”,如果走得快,會撞到隊伍前面的人,如果走得慢,又會被后面的人撞到。一個不小心就會摔倒,弄得滿身泥。即便這般艱辛中,紅軍不改樂觀之色,還幽默調侃大家都成了“泥菩薩”。書中“茅台逸事”記錄了紅軍到達貴州茅台鎮發生的趣事﹔“西進中最快樂的一天”再現了紅一方面軍和紅四方面軍懋功會師的情景。讓人動容的是,書中還專門單列一節,以“女戰士三十人”介紹了參加長征的30位女英雄,展現了她們巾幗不讓須眉的風採……

“凡此種種,都是非親歷者無法獲知的信息。”樊迪說,《二萬五千裡長征記》的出版,讓當時的社會民眾了解到真實的中國共產黨、工農紅軍和長征,擴大了黨和紅軍的影響力,對黨和紅軍樹立形象、凝聚民心起到了積極作用。(四川日報全媒體記者 邊鈺)

(責編:袁菡苓、章華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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