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8日至20日，博鰲亞洲論壇全球經濟發展與安全論壇首屆大會將在長沙舉行，該論壇系博鰲亞洲論壇推出的第三個全球專題論壇。

據悉，從經濟發展與安全的角度成立專門論壇平台，在國際上尚屬首次。論壇下設二十余個分論壇，將聚焦維護“一帶一路”安全、網絡空間治理、新的全球治理體系等議題共商共議。

針對前述幾個熱點話題，北京青年報記者對復旦大學國際政治系教授、復旦大學網絡空間治理研究中心主任沈逸進行了專訪。

網絡空間變革挑戰和機遇並存

北青報：目前全世界的網絡空間正在發生怎樣的變革？對我們有什麼影響？

沈逸：當今我們在網絡空間的活動，已經不像從前隻單純局限在虛擬層面上。現在它和我們的經濟、政治、社會、生活各方面深刻地嵌套在了一起，不可分割。

首先，對於國家來說，作為廣義上的關鍵基礎設施也好，作為一個國家正常運行所不可或缺的數字化中樞也好，各個國家都越來越深刻意識到網絡空間所具有的意義和價值。舉個例子，數字經濟的發展不僅成為了實體經濟發展的重要組成部分，甚至在當下越來越多地成為了實體經濟新的動力來源。

其次，從實踐和認識的兩個方面來看，幾乎世界上的所有主要國家或早或晚都會認識到，全球網絡空間所帶來的不僅僅是其自身的變革，在國家治理的方面上提出了新的要求和挑戰，也帶來了新的安全風險。但同時，互聯網本身也為解決這些風險提供了機遇。而能否把握住這種機遇，越來越成為各國政府治理國家所面臨的重要挑戰。

第三，從國家博弈角度看，上述這些變革意味著，網絡空間將成為大國戰略博弈的一個新場域。國家在網絡空間中展開的試探和互動，既要維系互相的合作，又要保障自身的安全，有些國家還要建立安全秩序。

總的來看，我認為這些變化和其對未來可能產生的影響，可以看做是當今世界處於前所未有之大變局的調整期間中，最突出甚至是最重要的領域之一。

如何治理網絡空間以應對安全威脅

北青報：所謂的網絡空間安全威脅，能否舉例談談具體指什麼？

沈逸：分類來看，首先一類是對經濟、社會活動的威脅。這一分類下，又分別有下面三種情況。

第一例，美國近幾年曾發生過一次網絡安全事故，因為一家域名企業出現問題，大約一半的社交媒體網絡都無法訪問，包括推特等一些影響力較大的媒體平台。這種情況哪怕不直接造成損失，也需要耗費人力去解決。同時，也會對民眾的正常生活產生影響。

第二例，在美國奧巴馬政府時期，美聯社的官方推特賬號被其他組織盜用，公開發布了一條假消息：“白宮爆炸，奧巴馬重傷。”消息發布后的短短90秒鐘時間裡，標普500指數浮動了180點。即消息發出45秒時，指數下跌90點﹔45秒后，美聯社進行辟謠指數又回升了90點。這種通過輿論影響金融交易的行為，和盜取金融系統的資產並不一樣。從金融交易的層面來說，它本質上是市場正常的反應，這中間的風險和可獲利的空間不言而喻，對保障國家金融安全，提出了全新的要求。

第三例，涉及國家之間的經濟甚至政治競爭，典型就是大規模網絡監聽。棱鏡、以色列“飛馬”間諜軟件等案例已被大家熟知。另根據公開報道，美國和歐盟進行商業談判時，波音竟然向美國政府借用監聽裝置去窺探空客的商業談話，借此獲取商業機密。這些本質上就是在威脅全球商業乃至政治交往的基本規則。

第二大類威脅是，系統地對網絡空間信息進行加工、編輯、擾動，從而讓受眾形成錯誤認知，意圖在重大問題上對人進行干擾。最為典型的是，通過網絡空間煽動他國進行所謂“顏色革命”。再比如，在對於新冠病毒溯源信息操控上，美國反華媒體和美國極右翼媒體以一種很特殊的方式走到了一起。反華媒體的目的是編造謠言對中國進行輿論中傷，而美國極右翼媒體其實和這些極端反華勢力並不具備太多共性，但是他們發現可以利用這種謠言來塑造、放大美國民眾的恐慌，從而推銷美國右翼本來希望夾帶的“私貨”。這些“私貨”中就包括了民眾對於民主黨當局種種政策的不滿。這樣的邏輯下，兩方勢力就形成了非常奇怪的偶合，這種詭異的“合流”事實上是以犧牲網絡空間正常秩序為代價的。

第三大類體現在有組織犯罪層面上，典型的即為身份盜取基礎上的電信詐騙、金融犯罪等等。

北青報：如何應對上述這些威脅？如何有效進行網絡空間規范、治理？

沈逸：前面提到的各類威脅，對於全球網絡空間治理提出了一個共同要求，即多方協作。從一國內部來說，要應對這種威脅，需要形成跨部門、線上線下聯動的應對體系，需要充分發揮每個人的能動性，隻靠單一部門單打獨斗是難以應對的。從國際社會來看，應對網絡安全威脅要求各國進行有效協調和協作。長久以來，美國和一些西方國家對待全球網絡安全問題時，固執地認為不能同中國合作，他們自信於自身的危險抵御能力。而在不久前的新冠疫苗謠言事件中，事實表明在謠言和假消息大范圍傳播時，美國國內也難以進行有效控制。

這方面中國政府整體上的能力建設成長很快。比如在治理網絡謠言上，也許在具體方法上我們還有許多可以討論、提升的空間，但總體上中國比美國要更完善。諷刺的是，從前歐美國家在網絡空間安全治理方面經常嘲笑、指責中國，但是具體危機爆發后，他們的應對舉動卻比他們曾批評的中國舉措要落后。

基於“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看海外利益

北青報：當下的全球治理體系面臨怎樣的困境？

沈逸：在講全球治理體系時，可以用網絡上的一張照片來形象比喻。

前不久有一艘貨輪堵塞了蘇伊士運河航路，而巨大的貨輪下面有一台體積完全不成比例的挖掘機在進行河道疏通。我覺得這個畫面就是今天全球治理所面臨的矛盾縮影，即供需不平衡。西方發達國家已經不再願意或無法主動提供全球治理體系所需的關鍵基礎設施，導致國際社會的公共物品短缺。

北青報：中國的崛起給全球治理體系帶來了什麼變化？

沈逸：用最經典的“一帶一路”倡議舉例，中國以提供公共治理和區域性公共產品的方式去推進治理體系的發展，兼顧自己的利益、地區的利益和世界的利益，達到三者之間均衡。這中間，中國人提供的關鍵基礎設施和當年加納獨立時西方國家設計的債務陷阱有非常大的區別。

中國提供的基礎設施建設，和當地的經濟發展深度契合，當然中國也獲取利益。但是第一，我們賺取合理的利潤﹔第二，我們不需要任何額外附加條件﹔第三，我們力圖通過關鍵基礎設施的建設去催生可持續的經濟發展生態，這個生態可以讓欠發達國家以中國提供的公共物品為基礎，獲得經濟發展的長久、可持續的機遇。

更難能可貴的是，這樣的理念是中國一以貫之的。曾經有外國作家專門撰寫著作評價中國援建的坦贊鐵路，書裡稱鐵路建好后的幾年裡，鐵路周邊村庄都有著遠超從前的發展。

北青報：中國“走出去”越多，面臨的海外安全威脅也越多，如何應對？

沈逸：我們一定要基於“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理念去看待、理解中國的海外利益和所在國家、地區安全環境之間的關系。這樣的理解下，中國或其他國家的海外安全風險，都有治標和治本兩種方式。

從治標來說，面對近期威脅，中國要和當地國家搞好關系，形成很好的行為准則，還要具備聯合建設應對體系的能力。這種體系，一個很好的案例就是亞丁灣護航。總之，出現了問題和風險就協調各方積極應對。

治本的思路下，核心治理理念就是帶動這些頻發風險的國家、地區一起發展。還是用亞丁灣舉例，國際社會除非帶動沿岸落后地區一起實現發展，否則永遠是隻能提供地區護航，“頭痛醫頭，腳痛醫腳”。

正因此，建立“人類命運共同體”可以認為是解決風險、全球治理的根本方案。當然，這絕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長期的共同努力。並且具體操作上不存在四海皆准的方案，需要不斷推陳出新。

（北青報記者 李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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