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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平原春秋時期最大規模墓地被發現

2021年08月25日10:53 | 來源:人民網-四川頻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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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網成都8月25日電(劉海天)今日,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宣布,在成都市郫都區犀浦街道發現一處周代遺址——犀園村遺址。該遺址是成都平原少有的從西周中晚期至春秋時期連續發展的遺址,主要可分為西周聚落和春秋墓地兩個發展階段。其中,春秋時期的墓地是目前成都平原發現的同時期規模最大的墓地。

該遺址的發現對於成都平原周代文化細化時間維度、復原歷史文化面貌、重現社會組織形式、揭示喪葬習俗等方面具有重要意義,是研究古蜀文化不可多得的材料。

發現東周大型公共墓地 清理出春秋墓葬80余座

據發掘現場負責人熊譙喬介紹,2020年10月,為配合犀方路小學建設,成都市文物考古工作隊(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會同郫都區文物保護所對該項目地塊進行了文物勘探,在項目紅線范圍內發現一處先秦時期的聚落遺址。

發掘現場航拍圖。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供圖

經國家文物局和四川省文物局批准,2021年3月至今,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對該遺址進行了詳勘和搶救性發掘,確認項目地塊內遺址面積約為3000平方米,証實為西周中晚期至春秋時期的遺址。

本次發掘嚴格按照國家文物局制定的田野考古操作規程進行,發掘工作中積極開展了植物考古、動物考古、環境考古等多項科技考古工作,獲取了大量的動植物遺存,另外,利用RTK測繪、多旋翼無人機航拍等技術全面採集考古信息。

柳葉劍。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供圖

此次搶救性發掘發現了豐富的遺跡現象並出土了大量遺物,共清理出西周和春秋時期的墓葬80余座、房址10余座、灰坑60余個、灰溝3條、窯1座、灶1座等,出土了大量的青銅器、玉石器、陶器等遺物,青銅器主要有劍、鐁、帶鉤、印章、敦等,其中柳葉形劍、印章等都是典型的蜀文化器物。

熊譙喬認為,從遺跡和遺物來看,該遺址可以分為兩個大的階段:第一階段是西周中晚期,該階段的遺跡為大量的房址、灰坑、窯址、灶等生活類遺跡以及少量的墓葬,遺物主要為罐、瓮、盆等生活類陶器,說明該遺址在這一階段是作為居住址使用﹔第二階段為春秋時期,該階段的遺跡為大量的墓葬以及少量的灰坑、灰溝等,遺物主要是隨葬用的青銅劍、磨石以及陶罐等,說明該階段主要是作為墓地使用。

發現西周建筑基址15座 柱洞內埋藏鑽孔卜甲

犀園村遺址發現了大量西周時期的建筑遺存,主要分為基槽式建筑和柱洞式建筑兩種。在發掘區內,就發現了可合圍建筑多達15座,同時還發現一些柱洞內埋藏了鑽孔的卜甲,基槽內放置了完整的陶罐。大規模的建筑群和特殊的奠基行為表明該聚落等級應該不低,應該是一處中心性聚落址。根據遺留下來的殘垣斷壁,人們可以想見當時該聚落鱗次櫛比、人聲鼎沸的盛況。

青銅敦。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供圖

到了春秋時期時期,該遺址主要作為公共墓地使用。墓葬中出土了大量柳葉形劍,體現了古蜀亦農亦兵的社會組織形式。柳葉形劍器形小巧、造型古朴,是最具蜀地特色的武器。而敦一般認為是楚文化的典型器物,此次在成都平原的東周墓葬中也有發現,體現了蜀國與楚國之間的文化交流。

此次還出土了大量春秋時期的陶器。陶器是考古發掘中最常見的遺物,具有數量大、演變快、文化間差異大的特征,對於考古學分期斷代和文化間比較具有重要意義。在以往成都平原的先秦遺址中,春秋時期的遺址發現得比較少,出土陶器也不甚豐富。此次發掘出土了大量可復原的陶器,有罐、盞、豆、器蓋等,具有鮮明的區域特質和時代特征,填補了成都平原春秋時期考古學文化的空白。

青銅戈。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供圖

這批東周墓葬還有一大特色便是普遍存在隨葬鹿骨的現象。犀園村各墓無論大小都有隨葬鹿骨的葬俗,隨葬部位主要是肢骨,另有少量的下頜骨和脊椎骨。各墓隨葬鹿骨數量多寡不一,多者十余件,寡者僅一件。鹿在古蜀社會中顯然具有財富象征和祭祀的意義,在成都平原,將鹿用於祭祀的現象早有淵源,在金沙遺址祭祀區就發現過大量鹿角。隨葬動物與經濟生活緊密相關,大量鹿骨的發現反映了當時狩獵業的發達,表現出狩獵在古蜀人的生產和生活中佔有重要地位。

可作為成都平原春秋墓葬的標尺

“該遺址的主體年代為周代,是成都平原少有的跨越西周、東周的先秦遺址。”熊譙喬說,“從目前搶救性發掘的成果看,該遺址是郫縣地區乃至成都平原一處非常重要的先秦時期遺址。”

發掘現場。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供圖

“此前成都平原發掘過上千座東周墓葬,但絕大多數都是戰國墓葬,而可以明確斷定為春秋墓葬的屈指可數。該遺址此次發現了80余座春秋時期墓葬,層位關系清楚,出土遺物豐富,可以作為成都平原春秋墓葬的標尺,對於研究春秋時期的考古學文化具有重要意義。同時該墓地排列有序,朝向統一,顯然經過精心規劃,表明該區域是一處重要的公共墓地,對於深入研究成都平原古蜀先民的喪葬習俗、禮儀制度等方面都有重要意義。”熊譙喬說。

熊譙喬認為,該聚落在西周時期為居住址,東周時期為墓地,這種變化正是探討聚落變遷及其背后動因的絕佳材料,對於分析和研究古蜀聚落的社會結構和文化變遷提供了重要的范本。

由於文獻記載的匱乏,考古工作對於成都乃至四川歷史的構建具有非比尋常的意義。20世紀80年代以來,伴隨著成都現代化城市發展進程,一次次偶然而又必然的考古發現,將古蜀文明從起源走向繁榮的過程清晰地呈現出來。以成都平原史前城址群為代表的寶墩文化,以三星堆遺址為代表的三星堆文化,以十二橋遺址、金沙遺址為代表的十二橋文化,以商業街船棺葬、新都馬家木槨墓、雙元村墓地等為代表的晚期蜀文化考古發現,勾勒出古蜀文明長達2000年的發展脈絡。

熊譙喬介紹,該遺址正好處在以寶墩遺址、三星堆遺址和金沙遺址等為代表的早期蜀文化向以商業街船棺葬、新都馬家木槨墓、雙元村墓地等為代表的晚期蜀文化過渡的關鍵節點上。西周、春秋二疊層的發現意義重大,為建構和完善成都平原先秦考古學文化的時空框架提供了重要材料,有助於深入探討十二橋文化、新一村文化相互間的演變關系。

(責編:李強強、高紅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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