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類在洞穴中的生活是怎樣的？河姆渡文化來自於哪裡？夏代的糧倉城是什麼樣的？多元文化的交流與融合有什麼樣的面貌……日前，“2020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在京揭曉，撥開了歷史迷霧，刷新了歷史認知。

　　入選項目（以時代為序）分別為貴州貴安新區招果洞遺址、浙江寧波余姚井頭山遺址、河南鞏義雙槐樹遺址、河南淮陽時庄遺址、河南伊川徐陽墓地、西藏札達桑達隆果墓地、江蘇徐州土山二號墓、陝西西安少陵原十六國大墓、青海都蘭熱水墓群2018血渭一號墓、吉林圖們磨盤村山城遺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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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招果洞遺址：

　　8米厚的“倒敘歷史書”

　　“這本20多層的大書，厚約8米。它記錄了人類舊石器時代晚期至新石器時代的完整歷史。他們在這片土地上敲石成器、磨骨為錐、升起篝火、驅散野獸，這一切都被裝進一個叫作招果洞的時間膠囊。”2021年2月26日，在招果洞遺址入圍“2020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終評名單時，項目負責人張興龍寫下了這麼一段話。

　　時隔不到兩個月，招果洞遺址最終入選“2020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

　　招果洞遺址位於貴州省貴安新區高峰鎮岩孔村招果組，遺址堆積厚約8米，跨越了整個舊石器時代晚期和新石器時代，在全國范圍內十分罕見。

　　這本被張興龍稱為“倒敘的歷史書”目前有幾個“最”：在距今早於1.2萬年的地層中，發現1件通體磨光石器，刃部沾有大量赭石粉末，這是中國目前發現的最早的磨制石器之一﹔目前發現火塘51個，主要集中在舊石器時代晚期，是目前中國發現的用火遺存最為豐富的舊石器時代晚期遺存之一，這些遺存與散落在周邊的遺物一起，為揭示舊石器時代晚期穴居人群的行為和生存策略，提供了重要材料﹔在距今3萬多年的地層中發現的磨制骨器是目前中國發現的最早磨制骨器之一﹔目前已發現逾300件磨制骨角器，是中國目前出土磨制骨角器最多的史前洞穴遺址。

　　“招果洞遺址出土的豐富的磨制骨器正是現代人類起源的一個重要標志。”張興龍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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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井頭山遺址：

　　先民利用海洋的例証

　　“2013年10月中旬，在余姚市三七市鎮井頭村南側，村民王維堯和堂哥王維新像往常一樣到一處待建廠區內放羊、割草。無意間，他們注意到草叢裡有一小堆一小堆的白色貝殼和動物碎骨頭等混雜在一起的東西。后來，他們揀了一塑料袋的樣品，送到了田螺山考古隊。”這是井頭山遺址項目負責人孫國平對當年遺址發現過程的回憶。在4月12日的“2020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終評會項目匯報時，孫國平提到了王維堯，因為就在同一天，王維堯第一次到北京旅游。

　　井頭山遺址位於浙江省余姚市，地處杭州灣南岸的四明山余脈與姚江河谷的交接地帶，目前發掘出土露天燒火坑、食物儲藏處理坑、生活器具密集區、灘涂區木構圍欄等遺跡。

　　據孫國平介紹，井頭山遺址是中國沿海埋藏最深、年代最早的海岸貝丘遺址，具有濃厚而鮮明的海洋文化屬性。它是中國先民適應海洋、利用海洋的最早例証，表明余姚、寧波乃至浙江沿海地區是中國海洋文化的重要源頭區域，是中國海洋文化探源的一次重大發現，為全新世早中期海岸環境和海平面上升過程樹立了精確的時空坐標，也為研究西太平洋地區南島語族的起源提供了寶貴材料。

　　“從遺址所處環境和文化特征上看，井頭山遺址所代表的文化類型，應是聞名中外的河姆渡文化的主要來源或直系祖源，是余姚和寧波歷史軸線的極大延伸。”孫國平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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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雙槐樹遺址：

　　實証中華文明起源史

　　雙槐樹遺址位於河南省鞏義市伊洛河與黃河交匯處南岸雙槐樹村南台地上，考古發現有仰韶文化中晚期階段3重大型環壕、大型建筑基址、中心居址、具有最早瓮城結構的圍牆、版筑的大型夯土地基、4處共1700余座經過嚴格規劃的大型公共墓地、夯土祭壇、房址、灰坑、人祭坑及獸骨坑等遺跡。

　　值得一提的是，墓葬區內發現的夯土祭台遺跡，是仰韶文化遺址中的首次發現，有利於開展與紅山文化、良渚文化等周邊區域在祭壇文化以至高層禮儀制度方面的比較研究。

　　據項目負責人顧萬發介紹，雙槐樹遺址是距今5300年前后經過精心選址的都邑性聚落遺址，從遺址的地理位置、規模、文化內涵分析，是迄今為止在黃河流域發現的仰韶文化中晚期規模最大的核心聚落，以雙槐樹遺址為代表的鄭洛地區這一聚落群的發現填補了中華文明起源關鍵時期、關鍵地區的關鍵材料。

　　終評會評委、四川大學文科講席教授李水城點評說：“在仰韶文化的晚期階段，社會已經復雜化到了什麼樣的程度？雙槐樹遺址給我們提供了一個非常好的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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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庄遺址：

　　夏代早期的糧倉城

　　時庄遺址位於河南省周口市淮陽區四通鎮時庄村，鑽探和發掘表明，遺址的南部是一處夏代早期的糧倉城。

　　據項目負責人曹艷朋介紹，已發掘的2850平方米范圍內發現了29座罕見的倉儲遺跡，分布集中，形制多樣。這些倉儲設施建造時大多先平整墊高地面，然后以土坯建造土墩或牆體，外側涂抹細泥。根據建筑形制的差別可以分為兩類：第一類為地上建筑，第二類為地面建筑，依據平面形狀的不同，又可分為圓形和近方形兩種。

　　“時庄遺址是我國目前發現的年代最早的糧倉城，為研究我國古代早期國家的糧食儲備、統一管理和可能存在的貢賦制度等提供了絕佳的實物資料。考古工作表明，遺址經歷了從早期兼具倉儲和居住功能，到中期功能專一的糧倉城，再到晚期廢棄的過程。”曹艷朋說。

　　“在時庄遺址的發掘過程中，運用了土壤微結構等科技手段，推斷出其功用。從這個意義上講，它具有方法論上的示范意義。”終評會評委、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許宏評價說，“此外，時庄遺址對於進一步探究中原早期國家甚至王朝的誕生與發展以及探究當時的社會結構乃至相關的管理制度，提供了重要的線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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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陽墓地：

　　實証“戎人內遷伊洛”

　　徐陽墓地位於河南省洛陽市伊川縣鳴皋鎮徐陽村一帶，已發現墓葬500余座，包括貴族墓和平民墓。此外，在墓地西部還發現城址1座。城址位於墓地西約1公裡，據《水經注》等文獻記載，為兩漢時期陸渾縣縣治所在。

　　據項目負責人吳業恆介紹，從徐陽墓地時間跨度及所處位置分析，它與“秦、晉遷陸渾之戎於伊川”的陸渾戎相吻合，因此，徐陽墓地應為陸渾戎遺存，它所在的順陽河流域應為陸渾戎遷伊川后的聚居地和核心區域。

　　“陸渾戎是允姓戎的一支，最早活動於今陝西、甘肅、四川三省交界，公元前638年，被秦晉兩國強行遷到晉國‘南鄙’之地（今河南伊闕以南伊河流域）。徐陽墓地的發現証實了文獻所載‘戎人內遷伊洛’的歷史事件，是研究春秋戰國時期民族遷徙與融合、文化交流與互動的重要資料。其所表現出的文化融合與嬗變，是中原華夏文明的先進與包容性的重要體現。”吳業恆說。

　　值得一提的是，徐陽墓地車馬坑內馬牲、狗牲與馬牛羊頭蹄葬兩種葬俗並存，兼具華夏與西北戎人葬俗，體現了華夏文明與西北戎人文化的交融。“陸渾戎內遷伊洛后，雖仍保留著一些本民族文化習俗，沿襲馬牛羊頭蹄葬俗，但因地處華夏文明的腹地，文化上受到華夏文化的影響。”吳業恆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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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桑達隆果墓地：

　　延用千年的墓地

　　桑達隆果墓地位於西藏自治區阿裡地區札達縣桑達溝溝口，地處喜馬拉雅山脈西段北麓，是目前所見探索西藏西部早期喪葬習俗最系統的墓葬材料。墓地的考古發現，為探討西藏西部早期社會結構、生業模式以及其與喜馬拉雅山脈南麓、新疆、中原、西藏其他區域的交流提供了重要資料。

　　據項目負責人何偉介紹，墓地出土的木俑是在青藏高原的首次發現，其形制特征與新疆吐魯番一帶墓葬出土的木俑形制相同﹔帶柄銅鏡的形制特征亦與新疆伊犁一帶墓地出土的銅鏡類似﹔出土的6件金、銀面飾，其形制與臨近的曲踏墓地、古如甲墓地以及印度西北部的馬拉裡墓地、尼泊爾北部的桑宗墓地出土的金、銀面飾形制相同或相近。

　　值得一提的是，經過碳十四測年可知，桑達隆果墓地的使用年代為公元前366年到公元668年，時間跨度長達1000多年。

　　“在西藏西部，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的這麼一個地廣人稀的地方，發現的這一處延續千年並且打破關系復雜的墓葬，對構建西藏史前文化以及探索西藏西部早期考古學文化面貌都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何偉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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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山二號墓：

　　發現大量西漢封泥

　　土山漢墓位於江蘇省徐州市區雲龍山北麓，共發現3座墓葬，《水經注》等記載為“亞父塚”，俗稱范增墓。一號墓規模較小，二號墓於1977年發現，至今歷經了三代考古人40余年的發掘歷程，發掘工作從室外考古轉為室內考古，從田野考古發掘轉為發掘與保護、展示並重，是中國考古發掘工作理念轉變的縮影和范例。

　　據項目負責人耿建軍介紹，土山二號墓的時代為東漢早中期，墓主以劉英（東漢光武帝之子）的可能性為最大，共出土各類遺物4800余件，其中封土內封泥4500余件，墓室內出土文物350余件，主要有陶器、玉石器、銅鐵器等。

　　“封泥主要是西漢楚國官印封泥，全部出土於封土中，從斷面看，有多種不同土色，其中黑色土的包含物極為豐富，有板瓦、瓦當、大量封泥等。”耿建軍說，“東漢墓葬的封土中發現大量西漢封泥，全國罕見，是一批重要的封泥文字資料，對於研究漢代的職官制度、分封制度等具有非常重要的學術意義。”

　　就土山二號墓的考古收獲和認識，耿建軍表示，厘清了東漢早期諸侯王陵墓的營建過程、建筑結構及建造方法等諸多問題。証實東漢諸侯王與王后並穴合葬的形式，並首次發現較為完整的東漢諸侯王彩繪漆棺，明確東漢諸侯王（后）使用雙層套棺的棺槨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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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陵原十六國大墓：

　　研究民族融合的新資料

　　“十六國是不同族屬建立的不同政權，在長安建都的有前趙、前秦、后秦。其歷史時期短暫，政權更迭頻繁，因此這時期的考古工作是一個難點。”少陵原十六國大墓項目匯報人寧琰在終評會上對十六國大墓的介紹從“十六國”開始。

　　少陵原十六國大墓位於陝西省西安市南郊少陵原之上，2019到2020年，西安市文物保護考古研究院在少陵原區域配合基本建設，考古發掘了3座十六國時期高等級墓葬，出土278件隨葬器物及土雕建筑、壁畫。

　　3座墓葬規模巨大、形制特殊、結構完整，且皆為兩室以上的大墓，出土了土雕建筑模型、巨幅壁畫，經判斷，應為十六國時期高等級墓葬。這一發現對研究十六國時期大型高等級墓葬的分布、結構等中國古代陵墓制度具有重大價值。

　　據寧琰介紹，3座墓葬從整體形制、布局到隨葬器物，既有顯著的中原傳統漢文化特點，又具有少數民族文化特色。該墓的發現為研究文化交流、民族融合提供了新的、極具價值的資料，體現出中原文化強大的輻射力及影響力，反映了中華文明由多元到一體的歷史演變過程。

　　此外，本次發現的彩繪土雕建筑，是目前考古發現的最接近中國傳統古代土木建筑原型的實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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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血渭一號墓：

　　墓主人是吐谷渾王

　　熱水墓群位於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都蘭縣熱水鄉境內，分布於熱水鄉察汗烏蘇河南北兩岸，墓葬一般依山面河。2018年熱水墓群被盜事件發生后，由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和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組成聯合考古隊，於2018年開始發掘，將其編號為2018血渭一號墓。

　　在發掘過程中，考古工作人員開展了多學科合作，採用全站儀、無人機等技術手段，樹木年輪、三維建模、DNA、金相分析等檢測鑒定方法，全面准確地記錄和提取了相關信息。

　　據項目負責人韓建華介紹，該墓葬為木石結構的多室墓，出土了大量的金銀器、銅器、絲織品、皮革制品等珍貴遺物，並發現了一枚銀質方形印章，印面由駱駝和古藏文組成，藏文大體意思是“外甥阿柴王之印”。根據印章，可知墓主人是阿柴王（即吐谷渾王），而且自稱為吐蕃外甥，與敦煌文獻記載相合，這是唐（吐蕃）時期吐谷渾與吐蕃政治聯姻的重要物証。

　　在韓建華看來，2018血渭一號墓是開展游牧民族聚落考古研究的絕佳樣本，是研究唐（吐蕃）時期墓園制度的珍貴案例。

　　“通過科學發掘，確認該墓為熱水墓群發現的結構最完整、體系最清晰、墓室最復雜的高等級墓葬，是熱水墓群墓葬考古研究的重要發現。其中發現的墓園祭祀建筑、殉牲坑、五神殿的墓室結構、壁畫、彩棺等，對研究唐（吐蕃）時期熱水地區的葬制葬俗及唐帝國與少數民族關系史、絲綢之路交通史、物質文化交流史等相關問題具有重要價值。”韓建華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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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磨盤村山城遺址：

　　東夏國的南京城故址

　　磨盤村山城原名城子山山城，坐落於吉林省延邊朝鮮族自治州圖們市。2013年到2020年，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對該遺址進行了連續8年的主動性考古發掘工作，共清理城門3座，角樓1座，解剖牆體6段，發掘院落、大型建筑基址、小型房址等遺跡近80個，出土各類遺物5000余件。通過發掘，確認該城晚期為金元之際東北地方割據政權東夏國南京城故址。

　　據項目匯報人徐廷介紹，東夏國是金朝遼東宣撫使蒲鮮萬奴在公元1215年建立的地方割據政權，前期政治中心在咸平（今遼寧開原北），復國后移至南京。

　　徐廷表示，東夏國南京城的考古學發現，填補了中國東夏國考古研究的空白，有利於提升中國在東夏國歷史研究上的話語權。同時，東夏國南京城內的諸多發現，如結構工整的大型建筑、官印制度、官倉特點等，都表明東夏國雖然地處邊疆，但脫胎於金王朝，認同中華文明，具有中華文明的文化基因。

　　“東夏國是國際學術界的一個關注熱點，磨盤村山城遺址的發掘用實物証明了東夏國的歷史以及它和中原王朝、中原文化之間的聯系和交往。”終評會評委、四川大學教授霍巍說。

　　（圖片來源：中國文物報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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