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文學獎得主沈葦:做一名“此時此刻的詩人”

2020年09月11日07:54  來源:四川日報
 
原標題:做一名“此時此刻的詩人”

“做一個此時此刻的詩人,寫出此時此刻的詩歌,每一首具體的詩的誕生,可能比談論百年新詩更重要!”9月4日,四川省作協“紅色文學輕騎兵·百場講座進基層”暨四川省圖書館“21市州講座聯盟”走進成都。魯迅文學獎得主、浙江傳媒學院教授沈葦在成都圖書館開講。他以《新詩百年與地方性寫作》為題,將新詩百年發展歷程、詩歌中的“地方主義”等娓娓道來。

此次活動由省作協、四川日報社、省圖書館主辦。

新詩寫作的百年與此刻

自1917年新詩的提倡者胡適在《新青年》上首次為新詩發聲至今,已經一個世紀有余。百余年中,中國現當代新詩經歷了相對“舊詩”而言的“新詩”、相對“文言詩”而言的“白話詩”、相對“格律詩”而言的“自由詩”和相對“古典詩”而言的“現代詩”等幾個階段。

作為“五四”新文化運動的產物,中國新詩是一個開天辟地的偉大實踐。在沈葦看來,在當時,胡適像是被“逼上梁山”,從而推動了這場新詩的“探險”和“冒險”。毫無疑問,《白話詩八首》和《嘗試集》在新詩發展史上具有標志意義。而胡適於1916年創作的一首新詩《蝴蝶》則更具有劃時代意義。詩歌通過對一隻獨自在空中飛著的黃蝴蝶的描寫,抒寫了詩人遠離家人、孤身一人在國外求學的孤獨苦悶之情,也是新詩初創時孤軍奮戰的一個隱喻。這首詩歌語言自然、朴素,口語化,盡管留有舊詩的痕跡,但總體上已不用典、對仗與平仄之類,使得讀起來明白如話,新鮮活潑。“盡管從現在來看,這首詩歌的文學水平或許有待商榷,但在當時那個背景下,這首詩歌是一個偉大的開篇。”

從黃遵憲的“別創詩界”、注重“我手寫我口”,到梁啟超的“除舊布新”,再到魯迅“別立新宗”,新詩在歷史車輪裡,一路奔涌。

沈葦認為,與其談論“新詩”這個概念的正確與否,不如做一名“此時此刻的詩人”,寫出面向過去、現在和將來的詩。

詩歌從“西瓜時代”進入“甜瓜時代”

最近幾年,沈葦注意到一個有趣現象:詩歌已經進入一個“甜瓜時代”,而不是“西瓜時代”,即文學“多點起源中心”,而非“唯一起源中心”。

他進一步解釋,當下世界文學正發生變化。隨著上世紀60年代拉美“文學爆炸”,到東歐文學,再到近一二十年中亞、西亞文學的興起,使得世界文學版圖發生變化,那些曾被認為是文學邊緣的板塊正在變成世界文學中心。土耳其小說家奧爾罕-帕慕克、美籍阿富汗作家卡勒德·胡賽尼、以色列詩人耶胡達-阿米亥、敘利亞詩人阿多尼斯等一批西亞、中亞背景的詩人、作家的出現,改寫了傳統以歐美文學為中心的文學版圖。“這種多點起源中心改寫了傳統的‘中心—邊緣論’,它是詩歌扁平化發展的結果!”

不過,當下詩歌似乎進入一個數量化生產的時代。他提到,根據相關數據顯示,每天我們新產生的詩歌近10萬首。這種高密度的詩歌產能,使得不少寫作者為此焦慮不已,“似乎一天不寫,就不對勁!”

同時,還有一個最明顯的現象是,當下文學已經被信息化,文本被閑置、被架空,“網絡經常傳播的不是文本,而是消息,是詩歌活動、獲獎消息、詩人之死等。”沈葦提到,雲時代似乎給我們帶來了天涯咫尺,相距萬裡卻觸手可及的鄰近感,但新的隔離、冷漠在誕生新的虛無,群島上的對話變成了神話,實際上每個人在重返一種孤島狀態。

面臨這樣的現實,他提出,雲時代和新媒介時代,詩歌寫作更需要雲下的凝神和虛靜。“在人人都見多識廣的時代,我們能不能活得孤陋寡聞一些?”

詩歌寫作不應用地域劃分

出生於浙江,大學畢業后,沈葦前往新疆,在那裡一呆就是30年。正是這份經歷,使得沈葦能跳出地域限制,從第三人視角,來審視詩歌的地域性。

詩人弗羅斯特說:“人的個性的一半是地域性。”沈葦認為,每個人是地域的孩子。地域性很重要,但人性要大於地域性。

他舉例,自己曾在江南和新疆進行地域和文化轉換,“所以,我常形容自己得了地域分裂症,一頭接著江南,一頭連著新疆。但唯有寫作,才能治愈這種地域分裂症。”他說,仔細想一想,自己離開的新疆,已是夢裡的新疆﹔回到的江南,也不是30年前離開的江南了。“我攜帶的,不是地域上的故鄉,唯有詩歌和漢語,是我隨身攜帶的行李,是我的原鄉。”

他因此強調,從地域出發的詩,實際上是從心靈和困境出發的。詩歌不是用地域來劃分,而是由時間來甄別的。每個人都是屬於某個地方的,但文學眼光卻不應該是地方主義的。“一個人的寫作,應該具備一種人類學的意義、遺傳學意義和社會性意義,這樣的寫作很重要。”

□記者 邊鈺

(責編:袁菡苓、高紅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