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國時期新風氣：高層帶頭讀書

　　四川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教授方北辰開講三國文化。

　　成都與三國文化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在名著《三國演義》中，寬厚仁義的劉備、睿智神奇的諸葛亮、義薄雲天的關羽等歷史人物留下眾多傳奇。那麼，三國時期是否真如傳統印象中那樣，是一個隻有戰爭的文化沙漠時期？那個年代的文化思想究竟有怎樣的面貌？6月22日晚，由實施四川歷史名人文化傳承創新工程領導小組辦公室主辦、四川日報報業集團（封面新聞、華西都市報）、四川省圖書館承辦的“名人大講堂”在四川省圖書館開講，四川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教授方北辰以“三國時代文化思想的創新”為題，為聽眾呈現出具有多元魅力的三國文化。

　　方北辰教授研究三國歷史文化近40年。2013年應邀在中央電視台“百家講壇”主講“三國名將”，受到不少“三國迷”的追捧。當天現身“名人大講堂”的方北辰沒有太多寒暄，簡單介紹后直接從三國時期“高層的新風氣——帶頭讀書”入手，將三國名人的讀書故事娓娓道來。

　　“盡管當時戰爭頻繁，三方政權的高層人物卻帶頭認真讀書，這是三國之前時代難得一見的新風氣！”他舉例，曹操就是一個讀書學習的“標兵”。《三國·武帝紀》裴鬆之注引《魏書》就描述他“御軍三十余年，手不舍書，晝則講武策，夜則思經傳。自作兵書十萬余言。”孫吳領袖孫權在少年時代就讀過《詩經》《尚書》《禮記》《左傳》《國語》。到了掌權管事之后，又專門讀了《史記》《漢書》《東觀漢紀》這三部史書以及各家兵法。不僅自己讀，孫權還督促大將呂蒙、蔣欽讀書。蜀漢的君臣也不甘落后。劉備臨終前，就諄諄囑咐兒子劉禪:“可讀《漢書》《禮記》，閑暇歷觀諸子及《六韜》《商君書》，益人意智。”他還請求諸葛亮專門為劉禪親手抄錄了《申子》《韓非子》《管子》《六韜》這四部書籍，供其閱讀。

　　除了讀書新風，方北辰認為三國時期，在“文化的新建設——圖書重聚”上也具有重要意義。他提到在三國之前，中國圖書曾經遭遇秦始皇的“焚書坑儒”和東漢末年的董卓之亂焚毀皇家珍貴藏書兩次厄運。三國時期，魏文帝曹丕建立的曹魏皇朝，依靠最強的國家實力，動員官方力量重新聚合和收藏此前流散在民間各地的圖書、典籍和文獻。這批重新聚合的圖書，被收藏在曹魏首都洛陽皇家圖書館的三處官方機構中，使得一度遭受巨大創傷的中華文脈，得以重新接續和有效恢復。

　　曹魏在重聚圖書的整理當中，對圖書的大類劃分採用了一項影響深遠的新分類法——“四部分類法”，簡稱為“四分法”。而在之前的兩漢時期，皇家藏書採用的是“六略分類法”，后來經調整定型為經史子集。到了唐代編撰《隋書·經籍志》時，就完全是經史子集的排列分類，從此流傳后世上千年。清代編撰《四庫全書》，乾隆皇帝就特別要求按照《隋書·經籍志》的分類來執行。

　　當天，方北辰還從“典籍的新品種——大型類書”“學說的新領域——人才理論”“文學的新面貌——地位獨立”等方面，對三國文化進行了講解。“最新的文學沙龍也出現在那時。在建安十年（205年）之后，曹操消滅袁紹平定了河北，曹丕與建安七子中的陳琳、徐干等五位，再加吳質、曹真等人，在勃海郡的首府南皮縣（今河北南皮縣），有過一段時間的文學性聚會，他們朝夕相處，暢談學間交流創作，成為一段文學佳話。”（四川日報記者 邊鈺 文/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