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地“圈粉”王羲之 靠的是常璩的《華陽國志》？

　　東晉史學家、地理學家常璩將古代志書中歷史、地理、人物三體相結合，創立了體制完備、內容豐富、記事生動的方志體裁。他所撰《華陽國志》，是中國現存最早、最完整的一部地方志著作，為研究中國西南地區山川、歷史、人物、民俗提供了重要史料。

　　相比薛濤、司馬相如等同樣入選第二批四川歷史名人的人而言，常璩確實鮮為人知。這位中國的“方志鼻祖”是如何煉成的？昨日，四川辭書出版社副編審張國文解讀常璩的一生，“常璩是一位有著非凡勇氣的和平主義者，也是一位自成一家、素養深厚的歷史學家，還是一位秉筆直書的時代記錄者。他用‘華陽’來解讀巴蜀文明，產生了深遠影響，也為巴蜀歷史研究提供強大底氣。”

　　出生文化世家

　　常璩從祖就是歷史學家

　　常璩，字道將，蜀郡江原（今成都崇州市）人。西晉末年，常璩出生於蜀地的江原常氏，其為蜀中大族，本就是文化世家、“文獻故家”。因此常氏族人大多研究學藝、擅長文辭、喜愛撰寫文章。常璩的從祖常寬，也是博學多聞，著有《典言》《蜀后志》和《后賢傳》。

　　雖是生在名門望族，常璩家中卻十分貧困。他從小天資聰穎又耳濡目染，少年時即以廣博才學名聞蜀中。但處於亂世，常璩也經歷了戰亂之苦。公元301年，李特在蜀地率流民起義，家鄉的富有人家都遷去外地，常璩改為依附青城人范長生。公元304年，李雄建立成漢政權，以范長生為丞相。在范長生的保護下，常璩得以讀書受教，大量閱讀先世遺留下來的書籍，並在之后進入了政權中心。這也成為他寫作《華陽國志》的條件。永和三年（347年）東晉桓溫率軍攻打成漢，常璩不忍生靈涂炭，勸執政者李勢投降，后為桓溫參軍，前往建康。《華陽國志》一書，據專家分析，便是在永和四年（348年）到永和十年（354年）期間所著。

　　在吸取先賢們的經驗和教訓后，常璩開拓創新、自成一家，開創中國地方志寫作先河。所以四川大學教授、《華陽國志校注》校注劉琳說：“從內容來說，是歷史、地理、人物三結合﹔從體裁來說，是地理志、編年史、人物傳三結合。這兩個三結合構成了《華陽國志》的一個顯著的特點，這也是中國方志編纂史上的一個創舉。”

　　《華陽國志》《蘭亭序》同時誕生

　　兩個作者竟無交集？

　　永和年間誕生了《蘭亭序》和《華陽國志》雙璧，而兩位作者同在一個地區，是否有過“世紀會面”呢？

　　可惜的是，在張國文的研究中，並沒有發現常璩與王羲之二人交集的信息。“王羲之家族和其他幾大家族（謝、郗、庾等）41人聚會於會稽山陰之蘭亭，舉行了一場風雅之會。這場風雅之會，對於滯留於江左、破國落寞的蜀中士人來說，那可能是一種炫耀。名單裡，自然不會有常璩。”張國文解釋說，永和九年，常璩也許處於強烈的郁郁思蜀的狀態之中，也許處於《華陽國志》一書進入殺青時的緊張審讀裡，也許作為一個敗亡政權的官員，與簪纓之家的王謝天然地鋪排著一道鴻溝。

　　雖說王羲之並沒有與常璩有過交集，但王羲之晚年卻陷入到了對蜀地的向往之中，王羲之的《十七帖》《邛竹杖帖》《成都城池帖》等作品都表達了對蜀地的暢想。《游目帖》中更是寫道“要欲及卿在彼，登汶領、峨眉而旋，實不朽之盛事。但言此，心以馳於彼矣。”

　　張國文推測，常璩和他的《華陽國志》影響，正在以一種無法抗拒的力量在文化界彌散開來。常璩的年紀，比王羲之大10歲左右。常璩的書，被成漢當權者李壽作為國禮送到北方后趙石虎那裡，常璩的聲名傳布於黃河流域。“可想而知，常璩的《華陽國志》應該是開啟了當時文化人追隨巴蜀文化的風潮。”

　　（成都日報記者 李雪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