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房拆遷獲補助 540萬拆遷款究竟該怎麼分

　　2014年，吳老太的一套已購公房面臨拆遷，拆遷利益中最大一筆是540多萬元的補助款。然而，這筆巨款被分割后，老人和子女多次對簿公堂。540萬元屬於吳老太一人，還是也包括戶籍在老房上的子女？

　　拆遷公司稱540萬元的拆遷款沒有寫入書面合同，錢直接打給了吳老太，這讓家庭糾紛缺少了關鍵証據。5月6日，在北京二中院法官的主持下，老人和子女以及拆遷公司的糾紛進行了二審階段的視頻開庭，97歲高齡的吳老太沒有露面。

　　■老房拆遷

　　老人和子女分割560萬元

　　吳老太丈夫早年間去世，育有兩兒兩女，大兒子李銘也於2012年去世。老人租住在位於西城區潘家胡同的一套公房，后出資購買。李銘一家三口（拆遷時李銘已去世）以及二女兒李霞一家三口的戶籍也在老房上。

　　2014年，老房面臨拆遷，吳老太作為被拆遷人，與拆遷方簽訂補償協議。之后，吳老太收到拆遷款560萬元。

　　拆遷公司解釋，這筆款項包括兩部分，一是根據《拆遷評估報告》確定的補償額18萬多元，這筆錢款在上述協議中寫明﹔二是綜合補助款540多萬元，其中包括房屋的區位價、市場評估差價、家庭困難補助等，這筆錢沒有簽訂任何書面合同。

　　之后，吳老太的弟弟吳曉出面主持，將560萬元拆遷款及利息分割：吳老太60多萬元、吳老太大兒媳婦郭蘭125萬元、吳老太二女兒李霞一家357萬多元（李霞213萬多元、丈夫144萬多元），吳曉自己25萬多元。

　　分割完拆遷利益后，吳老太便和自己小兒子李亮一家共同居住。

　　■鬧上公堂

　　是否還有一份合同成焦點

　　時隔四年，2018年，吳老太一紙訴狀將上述拆遷利益的獲得者訴至朝陽法院，訴由是不當得利糾紛，要求他們返還拆遷款。

　　吳老太的小兒子李亮擔任了她的訴訟代理人。李亮認為，舅舅吳曉在分割拆遷款時自己母親並不知情，更未認可。

　　庭審中，被告方稱，當時分割拆遷款是經過老太太同意的，這筆錢不屬於老太太一人，而是屬於這套房子的共同居住人。

　　朝陽法院一審認為，被告的主張屬於拆遷安置補償合同糾紛，不屬於本案審理的范圍，當事人可另行主張。法院最終支持了吳老太的訴求，被告方不服上訴，北京三中院二審維持原判。

　　拆遷款到底屬於誰呢？一二審法院都曾向拆遷公司調查和取証。該公司法務人員及出具的《案件情況說明》稱，被拆遷人就是吳老太，錢是給老人的，和其他的人沒有關系，拆遷款由被拆遷人自行處理，與公司無關。

　　然而，被告方認為，目前的拆遷檔案是不完整的，必然還有一份關於540萬元的合同，隻有查明這筆拆遷款對應的拆遷合同，才能夠確定本案的法律關系是否屬於不當得利。

　　目前，該案被告已向北京三中院提交了再審申請，法院已向當事人發出應訴通知書。

　　■再起波瀾

　　二女兒一家又將母親告了

　　2019年，二女兒李霞一家三口作為原告，以房屋拆遷安置補償合同糾紛為由，將母親吳老太和拆遷公司訴至西城法院，因為是拆遷利益獲得者，大兒媳婦郭蘭和女兒也成為被告。

　　三名原告要求吳老太返還拆遷利益各90萬元，共計270萬元。審理過程中，法院將案由變更為共有糾紛。

　　被告拆遷公司再次表示，涉訴房屋的被拆遷人就是吳老太一人。至於原告認為自己是房屋的共居人，應該分割拆遷利益，這屬於家庭內部矛盾。

　　西城法院審理認為，在案証據証明被拆遷人是吳老太，涉案協議中均未見給予戶籍人口或共居人口拆遷補償的約定，因此，拆遷款屬於吳老太。

　　但因為拆遷公司稱，540萬元的拆遷款中一部分是困難補助，且在《拆遷困難補助申請表》中，吳老太表示自己和孫女（郭蘭女兒）、外孫女（李霞女兒）經濟上有困難。因此，西城法院認為540萬元中有外孫女的一部分困難補助，酌定為50萬元，一審判決駁回三名原告其他訴求。

　　原被告都不服一審判決，提起上訴。

　　■二審焦點

　　到底誰才算被安置人？

　　5月6日，該案二審在北京二中院遠程視頻開庭，吳老太仍未出庭。

　　針對這一情況，老人的大兒媳婦郭蘭的代理律師、北京市京師律師事務所范辰律師說，吳老太已經97歲高齡，且患有老年痴呆症，不具有完全民事行為能力和訴訟能力，應該進行精神鑒定。一審法院並未核實本案的起訴是不是吳老太真實意思表示。

　　李亮則稱，母親神志清醒，可以溝通，能表達自己的真實意思。

　　庭審中，原被告都認可涉案六人的戶籍都在老房上，除吳老太外，其他五人是否為被安置人呢？各方觀點不一。大兒媳婦和二女兒都自稱自己與老人共同生活，是共居人，也是被安置人。但吳老太認為，他們只是輪流前來照顧，並非常住，因此不能算作被安置人。

　　至於540萬補助款是否有書面合同，被告拆遷公司稱這在當時是一種特殊的處理方式，並非普遍情況，因此沒有相關檔案。

　　此案未當庭宣判。（文中當事人均為化名）（北京晚報記者 張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