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打破寂靜重生煙火氣，需成都式刺激

摘要：疫情下城市可怕的寂靜也許更讓我們明白，城市之所以稱為城市，光有高樓大廈是不行的，還要有車水馬龍，有喧鬧的叫賣聲。理查德 塞納特對城市的經典定義是，一個陌生人可能在此相遇的居民聚居地。大街空無一人，沒有了相遇的機會，城市就不是城市了。流動的商販，也是一個城市讓我們可以相遇的活力之源，商販要生存，我們要生活，人間煙火可能比光鮮的外表更重要。

看到成都城管這個規定，挺感動。城市寂靜了這麼久，甚至寂靜到讓人害怕，才更知道那種煙火氣多麼值得呵護。車水馬龍不只是生計，更是一座城市的生命。聽到街頭商販的叫賣聲吆喝聲，心理上才會從疫情中走出來。

成都正式發布《成都市城市管理五允許一堅持統籌疫情防控助力經濟發展措施》，實施審慎包容監管政策，為之前受限的流動商販創造寬鬆的氛圍：在做好疫情防控和清潔衛生工作等前提下，允許在居民居住集中區開辟臨時佔道攤點攤區，允許臨街店鋪臨時越門經營，允許流動商販在一定區域販賣經營。有條件的地方可設置佔道夜市。允許互聯網租賃自行車企業超出原來劃定停放點，佔用城市道路停放車輛，方便群眾騎行。

從寬鬆的“五允許”中能感覺到一個城市對煙火氣有強烈渴望，經歷了這種長時間不正常的寂靜后，才更知道平常甚至厭煩的喧鬧有多可貴。讓流動商販先活躍起來，讓人看到了一個城市的善意，這樣的開禁，不只是讓城市活起來，更是讓低收入者有了活路。走街串巷路邊擺攤的，多屬於低收入人群，城市近兩個月隻維持較低限度的運行，這段時間蹲家裡沒收入，一般白領都可以承受，起碼還可以網上辦公，但攤販缺乏這種在線資本和轉身能力，收入剛性，抗風險能力非常弱。疫情給每個人的生活都帶來了沖擊，對這些需要靠街頭擺攤養家糊口的零就業家庭來說，沖擊甚至是致命的。所以張文宏說，再不復工，致命率將超過病毒感染。

寬待流動商販，允許臨時佔道，越門經營，佔道夜市，在平衡防控與管理中最大限度地給商販開工空間，這種人性化之舉既給了城市活力，也給了商販活路。最近不少地方領導都在為本地復工復產絞盡腦汁地營造氛圍，有的上街點小吃，有的出席開工儀式，有的逛夜市，相比這些自上而下的“領導路線”，成都提供了一種自下而上的“平民路線”：作為城市商業生活的毛細血管，商販流動起來，街頭活躍起來，有了煙火氣，城市就有了該有的生氣。

為了幫中小企業渡難關，此前各地都出台了不少政策，這段時間，該減的稅都減，可以免的費都免了，房租能不收的就不收，給企業緩解了很多壓力。但像這種流動商販，他們的弱勢在於，弱小到夠不著享受那些優惠，減免房租，房子那麼貴，他們根本租不起，無處擺攤就沒有任何收入來源。像成都這樣放寬監管政策，開辟臨時佔道攤點，是用公共政策的調節賦利於民。商販有了活路，居民享受到了便利，城市有了休養生息的空間。

疫情下城市可怕的寂靜也許更讓我們明白，城市之所以稱為城市，光有高樓大廈是不行的，還要有車水馬龍，有喧鬧的叫賣聲。理查德 塞納特對城市的經典定義是，一個陌生人可能在此相遇的居民聚居地。大街空無一人，沒有了相遇的機會，城市就不是城市了。流動的商販，也是一個城市讓我們可以相遇的活力之源，商販要生存，我們要生活，人間煙火可能比光鮮的外表更重要。

當然，成都的這種新規可能是階段性的，寬鬆是暫時的。我還是希望，這種階段性的寬鬆能在實踐中作一種嘗試，商販們善用這種寬鬆的放權，不擾民，不影響通行，不帶來環境衛生的問題，與市民和管理和諧相處，使寬鬆不產生負外部性，不影響防控效果，也許會被接受為一種常態的善治措施。

成都的這種對流動商販的放權，讓我想到，不僅應該效仿具體的城管政策，還應該學習這種讓企業和行業休養生息的政策導向，寬鬆，審慎包容監管，就是讓受到重創的行業或個體能夠有休養生息的空間，經過疫情折騰，不只是流動商販，很多受到大沖擊的行業企業都需要休整才能緩過勁來。光讓復工復產，是不行的，停了這麼長時間，哪有能力說復工就復工、說恢復就恢復，需要公共政策去幫他們調養和緩沖。

復工復產，不是一紙復工令就行，而需要休養生息、包容寬鬆之善政的驅動，像對待流動商販那樣，該寬鬆的寬鬆，該鬆綁的鬆綁，該包容的包容，起碼一段時間才能緩過勁來。這種休養生息的政策性紅利，可能比發多少消費券更有長效，更能讓社會在疫情重創后恢復常態。（曹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