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在我們黨的組織結構和國家政權結構中,縣一級處在承上啟下的關鍵環節,是發展經濟、保障民生、維護穩定的重要基礎,也是干部干事創業、鍛煉成長的基本功訓練基地。縣域的高質量發展,是全省高質量發展的基礎。四川有183個縣(市、區),每一個都有著自己特別的資源稟賦和不同的發展路徑,在“五位一體”的發展過程中,經歷了什麼樣的發展進程,產生了什麼樣的經驗,遭遇到什麼樣的困難,值得關注和總結。四川日報評論理論部邀請六位專家,走進基層調研,總結發展經驗,發現面臨的問題,以期為縣域高質量發展提供智力支持。首期調研走進高縣。
調研組成員
任佩瑜
中國工業經濟學會副理事長
四川大學工商管理學院原副院長
德村志成
世界旅游城市聯合會專家委員會委員
吳利輝
東方証券股份有限公司投資業務總部 董事
藍定香
四川省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所長
儲連偉
中共四川省委黨校教授
趙曉斌
特約專家
縣域經濟高質量發展需要新發展理念作引領
樣 本
高縣位於四川盆地南緣的烏蒙山區,其近年來深入學習貫徹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全面落實中央和省委關於發展縣域經濟的各項部署要求,走出了一條具有自身特色的縣域經濟發展之路。在綠色發展上,無論農業還是工業、服務業,都以綠色打底,將“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理念融入產業發展,傳統的農業產業綠色改造升級,新發展產業則走綠色化之路。一方面,加快推進產業綠色化﹔另一方面,將文旅康養產業作為全縣經濟發展支柱產業,依托“原山原水原生態”自然生態本底優勢和“原鄉原味原生活”人文生活本色稟賦,大力推動農旅融合、工商融合,傳承“忠孝文化”“禮儀文化”“書香文化”等高縣特色文化,成為全國休閑農業和鄉村旅游示范縣、全國農業綜合開發縣、四川省鄉村旅游強縣。在創新發展上,高縣不僅以科技創新驅動發展,更重要的是注重新理念引領發展,揚地方特色之長,創產業業態之新,改造升級傳統產業,加快構筑現代產業新體系。高縣是改革之鄉,早在20世紀90年代,高縣就在探索縣屬國企改革中做出了重要貢獻。進入新時代,邁上新征程,高縣繼續發揚敢闖敢干的改革創新精神,以制度創新為基礎、技術創新為引領,雙輪驅動全面創新改革,為綠色高效發展注入動力。在開放發展上,高縣採取縣級領導外出招商,組建專職招商引資隊伍等措施,強力提升對外交流合作實效。
思 考
縣域是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基礎,縣域經濟的高質量發展,是全省經濟轉向高質量發展的基礎。縣域經濟發展得好,財力就能顯著增加,民生就能得到持續保障和改善。當前,我省縣域經濟已進入總量跨越、質量提升、動能轉換、城鄉融合、開放協同的關鍵發展階段,走進高縣這個具有散、偏、閉、邊(遠)等空間特征的山區縣,觀察縣域經濟發展走過的路,我們對分析佔有全省大比例的山區縣的縣域經濟發展有幾點體會。
一是要認清自己的優勢。對於我省不少高山區縣來說,最大的優勢就是綠色資源。任何時候,這一優勢都不能丟,放大這種優勢,做強這種優勢,是高山區縣的必由之路﹔在認清自己優勢的基礎上,在綠色發展理念的指導下,要靠追求“精致”提升競爭能力。山區農業不能靠“規模”在競爭中取勝,要選擇在“精致”上做文章,從“以量求生存”轉為“以質求發展”。
二是要認清自己的劣勢。邊遠高山區縣的劣勢在於一般位置偏遠,縣域內部來說,居民分散化程度較高。首先,要設法將分散的農民組織起來,提高農民的組織化程度,解決“小生產”與“大市場”之間的矛盾,提高山區農產品的市場競爭能力。其次,山區區縣因為先天條件所限,開放程度不夠,所以,對於類似的縣區來說,開放發展既是面臨的最難點也是解決其發展困境的關鍵一招。
三是要堅定不移走轉型升級之路。與發達省份縣域相比,我省不少縣域產業結構層次、要素投入產出效率、科技創新能力等重要方面均處於較低水平。推動縣域經濟高質量發展,要深入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以壯士斷腕之氣魄下大力淘汰落后產能,改造提升傳統優勢產業,培育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和現代服務業,加快構建優勢突出、結構合理、多元發展、多極支撐的現代產業體系。
總體來看,如果以高質量發展來要求,會看到不但是高縣,包括很多類似的山區縣,縣域經濟發展仍然存在很多短板問題,有些地方在短期內還難以補齊短板。比如產業層次比較低,偏重一產以致結構不合理,發展效益不夠高,科技創新能力不夠強,資源要素約束日益趨緊。這些問題,既是現實中的客觀存在,也是由於我們踐行新發展理念還不夠深入有效造成的。加快推進山區縣域經濟高質量發展,為推動治蜀興川再上新台階夯實底部基礎,需要我們深入貫徹新發展理念,落實全省縣域經濟發展大會部署,堅持科學定位、因山區制宜、突出山區特色,培育發展新優勢﹔扭住重點精准施策,以過硬舉措抓好縣域經濟發展各項任務,進一步走好綠色發展、創新發展、開放發展之路,把我省縣域經濟發展提升到新的水平。
縣域經濟高質量發展需要高質量基層治理作保障
樣 本
為做好城鄉基層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建設這篇文章,高縣全面貫徹落實新時代黨建總要求,創新開展“心連”黨建行動,著力凝聚黨心民心,著力融合基層工作平台和機制,讓基層治理體制更加簡約高效、更加貼近群眾,逐步形成共治共管、共建共享的基層治理新格局。堅持大聯動、微治理,探索“網格管理、居民自治”“四社聯動”、區域共建互為補充的工作聯動機制,構建黨建引領居民小區治理機制,全縣劃分為454個網格區,設485名專兼職網格化服務管理員,建設“居民議事之家”、老年之家、志願服務等群眾自治團體97個,2019年開展“送學、送教、送醫、送關愛”等活動200多場次,受益群眾超過1萬人。創新探索“四色足跡”黨建引領之路。在推進精准扶貧、鄉村振興過程中,科學設置制度體系,使每個黨員走好“紅色基因傳承路、金色發展帶頭路、藍色鄉風引領路、綠水青山守護路”,搭建農村黨員作用發揮平台,進行實績考核評議。
思 考
基層治理是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有機部分和重要基礎,城鄉基層治理質量影響黨的執政根基。在當前城鄉形態深刻重塑、社會結構深刻變化、利益格局深刻調整的大背景下,如何不斷創新基層治理制度,提升城鄉基層治理能力,為高質量發展筑牢保障,是一項長期戰略任務,也是一項重大現實課題。
首先,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在解決矛盾過程中,如何發揮群眾智慧是關鍵。在創新主體資源投入不均衡、人民群眾與其溝通不暢的情況下,創新主體的認知很容易同更為廣泛的社會實踐相脫節。一定程度上,在發現問題、分析問題、解決問題的各個環節,創新事業都被局限在某個創新群體內。可以說,人民群眾參與創新事業的能力和潛力沒有得到足夠重視,蘊藏在人民群眾中的智慧也沒有得到充分挖掘和利用。解決這些問題,關鍵在於找到合適的形式和渠道,使人民群眾能夠廣泛參與到創新事業中來。一方面,作為生產生活的實踐主體,廣大群眾最擅長發現問題﹔另一方面,群眾之所想、所急、所困往往就是創新的源頭,代表著廣泛的民生需求,應以此為起點推動創新工作。對此,要更好發揮政府作用,通過互聯網、大數據和人工智能等技術,打造一個零門檻、使用方便的信息管理平台,將人民群眾需要解決的問題及時、精准地對接到政府機構和企業、事業單位內的專業人員,讓創新主體以此為依據,圍繞現實問題開展工作。
其次,高縣“9縣河長”共治一河水的實踐,讓人感慨。現實當中,很多棘手的問題不能解決,關鍵不在於大家能不能解決,而在於大家是不是真正地以人民為中心,切實想去解決。辦法總比困難多,隻要大家的目標都是一致的,辦法總是有的。“9縣河長”共治一河水,這也為實現基層善治提供了一個很好的治理樣本。實現基層善治就要瞄准基層治理之難,問題不可怕,一時得不到群眾的理解也不可怕,怕的是丟了為民服務的初心。我們的發展,決不能干那些隻討領導歡心、讓群眾失望的蠢事,決不能干那些表面光鮮亮麗、內部問題遍地的傻事,決不能干那些自以為是、違背規律的笨事。要讓新答卷的每一筆、每一個回答,都得到群眾認可,經得起歷史檢驗。在發展過程中要始終牢記,人民才是最后的“閱卷人”。基層治理的答卷做得好不好,經濟發展是不是高質量,答案不在文件上,而是在人民心裡。
進入新時代后,我省縣域城鄉基層治理在架構、方式、效能等方面還存在一些不足。比如,條塊之間職責不清、管理運行機制不暢、資源配置效率不優﹔村集體經濟組織規模小、抗風險能力弱,缺乏經營管理人才﹔社會組織和社會企業發育程度不足、參與度不高,等等。我省的省情實際,決定了基層治理任務十分繁重,所以省委十一屆六次全會把深入貫徹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精神、推進城鄉基層治理制度創新和能力建設作為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的一項重要政治任務。在這項工作中,無論走在前面還是有些落后,各縣(市、區)都應深刻把握中央和省委的重大決策部署,加強城鄉基層治理制度創新和能力建設,聚力解決好城鄉基層治理的體制性障礙、機制性梗阻和政策性問題,同時注意處理好城鄉基層治理與經濟發展的關系,推動黨心民心高度凝聚,為縣域做好全域規劃、資源要素配置、引領產業發展、全面提升服務群眾水平筑牢堅實保障。
(執筆:趙曉斌 王付永 鄧也)
專家把脈
王春光(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所研究員、中國社會學學會副秘書長):
縣域經濟發展動力之一,就是深挖當地文化的潛力。
文化在某種意義上來說也是一項制度。沿海地區發展中有一個非常重要的主體在發揮作用,那就是社會文化主體性。經常說“溫州人精明”,晉江人“愛拼敢贏”(現在演變為善拼善贏)等,這些表述雖然不一定合理恰當,但是這背后的意思就是,一個地方的發展並不是僅僅依靠政府的作用,還需要相應的社會基礎,尤其要發揮本地特有的社會文化優勢(比如高縣的南絲路文化、紅色文化、黃庭堅文化等),激發社會主體的積極性,隻要他們有動力、能力參與發展,那麼政府的政策才能發揮倍增效用,否則的話,再好的政策也得不到響應和落實。
實際上,在沿海地區發展模式的形成過程中,社會主體是主導力量,或者說,這些模式首先是源於民間社會的實踐和創新,政府后來是在引導、規范、治理以及幫扶上發揮作用。即使是以集體經濟為特點的蘇南模式,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基於當地區域位置、經濟發展路徑以及老百姓的偏好等得以發展起來的。在這裡,社會基礎和區域文化發揮了重要作用,我們將其定義為社會文化的主體性。這個主體性一方面會自己呈現出來,另一方面還需要其他主體來挖掘、培育和呵護,這為政府找到了在發展中的功能定位。
寇宗來(復旦大學產業發展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導):
在推進縣域治理發展的進程中,關鍵是要處理好多元主體之間的關系,政府不能“大包大攬”,要厘清政府與社會主體之間的關系,充分激發社會主體的活力和積極性,隻有這樣才能實現縣域治理的良性發展。
政府和市場之間不是互為替代的,而是互補的。區域經濟的推動,有時候政府的力量大一點,有時候市場的力量大一點。在發展初期的蓄勢和改革的關鍵時間點上,在產業方向的聚焦和培育上,“政府主導”與“自發市場”相比有諸多優勢。首先,政府具有征稅的強制力量,有更強的信用獲得各種發展資源,也更有能力抵御相關的各種風險。其次,政府具有更強的產業配套能力。這啟示我們,任何新生事物的發展,在開始階段,政府的引領和推動都是至關重要的。義烏的發展過程就說明了這一點,無論是當地政府在改革開放之初對發展小商品經濟的“經濟立憲”,還是接著推出來的稅收制度改革,都一再說明,政府的力量對培育新的經濟模式發揮了重要的推動作用。
鄭江淮(南京大學經濟學院副院長、教授、博導):
縣域經濟發展,特別是中西部縣域經濟發展,借鑒發達地區的經驗模式是必要的。但要注意的是,無論是蘇南模式、義烏模式還是溫州經驗等,它們之所以能被稱為一種模式,一個重要的原因就在於大致相同的盈利模式下相同相近產業的規模化集聚。從歷史上來看,這些模式和經驗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如今所謂的模式和經驗都發生了很大變化。一個啟示就是,曾經賴以起家的看家本領,如果十年二十年不變,那麼你的優勢就會成為劣勢。致命之處在於,因為對既有經驗和路徑的依賴,改變從來就很困難。所以,很多時候,那些曾經讓你飛起來的,也會最終再把你從天上拉下來。溫州、蘇南、義烏等,它們也都曾因經驗經歷著輝煌,也曾因經驗經歷過低谷。這就是這個世界向我們呈現的“非經驗性”。所以在產業發展的過程中,既要關注自己的競爭對手,又要關注外部環境的改變,很多時候,打敗你的不是對手,而是過路人。
李鴻階(福建社會科學院副院長、福建省人民政府顧問):
做強縣域經濟,就要做強特色經濟。目前在推進鄉村振興戰略過程中,還存在一些普遍問題。過去我們常說千城一面,現在很多地區是千村一面、千鎮一面,也就是村庄規劃建設特色不夠突出。
做強特色經濟,需要咬定青山不放鬆。這些經驗的一個共同價值原則,就在於它們始終能夠聚焦一個地區優勢發展要素,並把這種發展優勢做到極致。以晉江經驗為例,從安踏到勁霸,從恆安到盼盼食品、雨中鳥晴雨傘,專注於一雙鞋、一片紙、一顆糖、一把傘……多年來,面對外部市場變化、勞動力成本上升等考驗,面對脫實向虛的“熱錢”“快錢”等誘惑,晉江企業家們心無旁騖,踐行著“說到不如做到、要做就做最好”的目標。高縣在這方面有基礎也有條件,比如,已經有了一定區域品牌影響力的川南請春酒、高縣土火鍋、沙河豆腐等,如何擴大這些特色產品的市場,是應該認真思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