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西域法制文書語言研究》展示古代絲綢之路的法制文化

2019年11月21日08:07  來源:四川日報
 

“語言文字研究做的都是基礎性工作,朴實無華,就像工兵,架橋鋪路排雷,先攻開 一扇城門。”11月15日,和記者說起自己的研究工作,西南民族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王啟濤用這樣一句話作比。

他口中“不那麼出彩”的基礎性工作,卻極具學術價值——近日,四川省第十八次社會科學獎公布,王啟濤所著《敦煌西域法制文書語言研究》獲二等獎。這本耗時16年、共48萬字的著作,對敦煌西域法制文書的語言展開了深入系統的研究,填補了法制史研究的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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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辟語言研究新戰場

為何選擇敦煌西域法制文書語言作為研究對象?王啟濤介紹,關注法制文獻與其早年的從業經歷有關。

“在讀博士之前,我做了幾年法制記者,採訪過法官、檢察官、律師等。我發現法制語言有其特色,於是產生了研究興趣。”王啟濤告訴記者,1999年,自己的博士論文即是對法制文獻語言的研究。在論文中,他倡導加強對法律語言體裁進行全面研究,開辟語言文字研究的新戰場。

“屬於同一體裁的文獻往往具有相同的語言特征,可形成一個語言聚合。對不同體裁,如法律、書信、小說等文書語言進行研究,能彌補傳統語言研究以專人語言、專書語言和斷代語言為對象的片面與單一。王啟濤介紹,此次獲獎的《敦煌西域法制文書語言研究》充分體現了體裁語言研究的思路。為揭示語言在實際使用中的不同風貌,該書將法制語言分為了法典語言、執法者語言、控辯語言、契約和社條語言四種類型,並歸納出其不同的語言特點。“法典語言和法官的判詞,往往典雅、穩重,但犯罪嫌疑人的供詞、原被告間的辯論卻十分口語化、生活化。”王啟濤說。

研究中,王啟濤發現,那時候老百姓的契約意識特別強,無論是借貸,還是租賃、雇佣,都會簽訂契約。“這是由於在絲綢之路上的敦煌、吐魯番等地商貿發達,老百姓需要用契約來保障彼此的權益。”王啟濤說。此前業內有言“中國古代無民法”,但通過對這些契約的語言文字系統進行研究發現,它們大多以鄉規民約為遵從,可以說,鄉規民約就是當時民法的一種體現。

在《敦煌西域法制文書語言研究》序言中,中國政法大學終身教授張晉藩評價稱,該研究給法制史學者提供了珍稀史料,是研究唐宋法制史和漢語史的重要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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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興趣和專注攻破“城門”

《敦煌西域法制文書語言研究》有著填補法制史研究空白的學術價值,因為“此前法制史領域對敦煌吐魯番法律文獻關注不多,主要是相關文獻閱讀起來太難。”王啟濤介紹,敦煌文獻來自藏經洞,吐魯番文獻來自墓葬,大多是寫本而非刻本,它們的撰寫者、抄寫者和閱讀者既有精英階層,又有平民百姓,所以文獻裡的方言土語、文言雅語、術語套語非常多。再加上文獻年代久遠,許多文獻腐朽、殘缺,很難辨識,很難解釋。

“寫本文獻可以說是‘千人千面’。若撰寫者本身學識水平不高,文獻中難免會出現錯別字、俗字,辨認難度就相當於讓現代人去辨認千年之前小學生寫的字。”採訪中,王啟濤反復強調,想要對敦煌吐魯番法制文獻進行整理和研究,必須有深厚的語言文字功底,因為認錯一個字,可能就會全盤皆輸。

在王啟濤看來,語言文字學家的角色就像是“工兵”,從事的是攻破“城門”的基礎性工作,他們對文獻字斟句酌、精細辨識的過程非常枯燥,如果沒有興趣、沒有毅力,根本無法堅持下來。

王啟濤說,興趣之外,研究語言文字還需像“金剛鑽”一樣鑽研、專注。每天早上6點起床,晚上11點睡覺……有著“611”鐵定的日常作息規律的王啟濤,家中書房名為“清風明月齋”,取自《南史》“入吾室者但有清風,對吾飲者唯當明月”。他希望自己能從早到晚“鑽”在書房裡,“鑽”進學術中。

王啟濤直言即使“611”,自己仍覺得時間不夠用。“很長時間裡,國內的敦煌吐魯番學研究成果都遜於國外,我希望中國能逐漸佔領國際敦煌吐魯番學的高地,牢牢掌握這一國際顯學的話語權。”□范芮菱 記者 任鴻

(責編:袁菡苓、羅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