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撈” 川博鮮為人知的鎮館之寶

2017年05月05日08:17  來源:四川日報
 
原標題:“打撈” 川博鮮為人知的鎮館之寶

  趙佶《臘梅雙禽圖》。

  萬佛寺石刻。 本報記者 吳曉鈴 攝

  “石澗敲冰”古琴 。

  《大唐三藏聖教序》拓本。

  南齊永明無量壽佛造像碑。

  搖錢樹、畫像磚、張大千敦煌臨摹畫、玉大帶……言及四川第一大博物館四川博物院,很多人耳熟能詳的寶貝似乎就隻有這些。鮮為人知的是,四川博物院館藏文物多達32萬余件,其中一級文物就有1400余件。

  為讓博物館展陳更加立體生動,4月底,四川博物院啟動了館藏文物基本信息完善工作。在首批國家一級文物的整理中,一大批重量級“國寶”以更為豐富生動的面貌示人。它們涉及青銅器、石刻、書畫等門類,其中絕大部分藏於庫房從未公開展出。今年10月底,1400余件一級文物的信息整理將全部結束。隨著更豐富、更權威的資料匯集,這批並不適合經常展出的鎮館之寶,未來有望通過高科技手段,讓公眾得以“觸摸”。在5月18日國際博物館日到來前夕,記者提前為讀者打探。□本報記者 吳曉鈴

  一

  書畫藏奇珍

  在四川博物院的館藏中,書畫類文物堪稱最大寶庫。其中除了公眾熟悉的張大千作品外,更有從未公開展出或甚少展出的珍品。

  四川博物院典藏部主任彭代群介紹,這次川博文物信息整理工程的緣起,其實就在於川博擁有超過6704件/套書畫作品需要整理出詳盡資料。“唐代,長安和外地畫家隨唐玄宗避亂入川﹔抗戰時期,作為大后方的四川涌入大量書畫名家。他們給四川留下難以計數的書法繪畫作品。這些作品都有哪些題跋和款識?是否流傳有序?需要文物保管人員做大量識讀、研究。”

  北宋時所拓的懷仁和尚集《大唐三藏聖教序》(以下簡稱《聖教序》),就是川博諸多國寶中從未公開展出、也極少有人認識到價值的一件。

  四川博物院典藏部副研究員胡蔚介紹,《聖教序》,是唐太宗李世民為玄奘法師譯佛經撰寫的序文。由於唐太宗非常喜愛王羲之的書法,竟然想到了讓王羲之來“寫”的主意。然而,東晉的書法家怎能穿越至唐朝?唐太宗由此想到了從他收藏的王羲之真跡中去集字成篇。為了完成這件作品,王羲之的后裔、唐代的懷仁和尚,奉命從內府珍藏的王羲之墨寶中苦心集字、刻意摹寫。從公元648年至672年,共花了24年才大功告成。其間,有的字因為宮廷所藏的王羲之真跡中沒有,朝廷還張榜布告以一兩黃金一字的價格重金收購。

  《聖教序》雖然集字而成,卻並非簡單拼湊,而是懷仁和尚在集字之后反復摹寫,最終融會貫通,才有了看上去好似王羲之一氣呵成的行草篇章。胡蔚說,《聖教序》真跡因年代久遠早已不存於世,但斷裂成兩截的原碑以及歷代碑拓卻保留了下來。四川博物院的這件北宋碑拓,在書法史、文獻學和碑版學上均有彌足珍貴的價值。更難得的是,川博的這件《聖教序》拓本,流傳有序,曾為鄭板橋舊藏。打開《聖教序》,可以清晰地看到鄭板橋“燮何力之有焉”等4枚印章和4頁題跋以及文化名人謝無量等人的題跋痕跡。“所以,它絕對擔得起鎮館之寶的美譽。”

  此外,很少公開展陳的宋徽宗趙佶的《臘梅雙禽圖》,也是川博館藏珍品。

  言及宋徽宗,很多人隻知他自創“瘦金體”,並有著名的《芙蓉錦雞圖》藏於故宮博物院。實際上,川博館藏的這件《臘梅雙禽圖》,有異曲同工之妙。圖繪臘梅一枝穿插於柏枝間,兩隻山雀一前一后顧盼有情地鳴於枝頭。這幅作品右下角款署“御筆”及“天下一人”,在“御筆”二字上鈐朱文“御書”印。左下角鈐有清代著名書畫鑒賞家於騰的“於騰私印”。該畫經啟功、謝稚柳等名家先后4次進行鑒定,最終確認為宋徽宗真跡。而此番整理,工作人員還將畫上款識全部識讀。

  二

  青銅多重器

  四川博物院典藏部副研究員張麗華說,早期的巴蜀青銅器以三星堆、彭州竹瓦街等地出土的文物為代表。三星堆的青銅器廣為人知,但彭州竹瓦街出土的青銅器,公眾便不那麼熟悉。其實,其中不乏極可能為古代蜀王所有之物。

  “竹瓦街出土的青銅器有罍、尊、觶、戈等很多品種,鑄造精巧、紋飾華美,件件堪稱國之重器。”張麗華說。

  1959年冬,成灌鐵路在修至彭州竹瓦街時,挖到了一個大陶缸。“缸裡放了21件西周時期的青銅器。”1980年,一個更大的驚喜出現了。當地人在取磚瓦土時,再度發現了一個盛放銅器的大陶缸,盛有四件銅罍和兵器。出土的銅罍均成對,且大小、形制、紋飾大體相似。專家認為,這應當視為列罍。列罍與中原地區的列鼎制度相同,是身份地位的象征。能夠擁有高規格列罍的人,很有可能是蜀國的君王。

  在竹瓦街出土的這批青銅器中,一件象首耳卷體夔紋銅罍堪稱國寶中的國寶。銅罍高74厘米,主體突出,布局對稱,構成瑰麗繁復的圖案,極為生動。

  這種工藝精美的青銅器,在川博還有很多。張麗華說,上世紀50年代以來,四川多地考古出土了大量精美青銅器,其中四川博物院館藏的就有5296件/套,一級文物達到了167件/套。

  1965年出土於成都百花潭中學的戰國時期水陸攻戰紋銅壺,也是巴蜀青銅高超工藝的代表。張麗華說,這件青銅器的珍貴之處,就在於其隻有40厘米高的壺身上,竟然刻畫了200多個人物形象。人物不僅各有特色,還另有景物,表現了戰國時期的高超青銅鑄造技藝,尤其顯示了巴蜀地區獨特的嵌錯工藝。

  所謂嵌錯工藝,就是古代用金銀或其它金屬絲、片,嵌入青銅器表面,構成各種花紋、圖像和文字。利用青銅與其它材料的顏色對比,使嵌入的紋飾或文字更加清晰、鮮明和美麗。這件水陸攻戰紋銅壺,用金銀嵌錯出了4層畫面:有習射和採集制弓材料,有宴樂戰舞和弋射,也有水陸攻戰的大場景以及狩獵和雙獸桃形圖案。它們生動反映了戰國時期巴蜀大地上的生產、生活、軍事和禮俗等多個側面。

  張麗華說,工作人員在整理中發現全國出土的類似嵌錯工藝銅壺並不多,“故宮博物院有一件,但那件缺蓋,反而不如水陸攻戰紋銅壺完整。”

  三

  石刻有驚喜

  對公眾而言,古代石刻造像的殘損,往往讓人無法感受其價值所在。但在考古界人士眼裡,這些殘破的造像往往帶來驚喜,它們蘊含了豐富的歷史信息,也因此成為研究中國石刻造像、宗教發展、石刻藝術的重要實物資料。

  四川博物院典藏部副研究員何先紅說,龍門石窟、雲岡石窟等北朝佛教遺存眾多,但直到成都萬佛寺南朝石刻造像等的出土,才填補了中國南朝石刻造像的空白。

  在四川博物院館藏的南朝造像中,阿壩州茂縣出土的南齊時期的無量壽佛石刻造像碑,不僅是四川現存最早的有明確紀年的著漢式袈裟的佛像造像碑之一,還是我國佛教造像中無量壽佛著“褒衣博帶式”服飾的最早實例之一。

  1921年,茂縣農民在耕地時,挖出了一塊一人多高的碑刻。石碑挖出來以后,被搬到縣城公園。哪知1934年,四川軍閥李家鈺部隊駐扎於此,其部下一位名叫黃希成的人聽說了這塊南齊永明元年的造像碑后賊心大起,打算將其偷運到成都。見造像碑材質厚重,他將碑擊碎,並挑選了其中造像最多的4塊運往成都,然后打算偷偷運往上海,銷往海外。消息傳出后,當地文教人士無比憤慨,令此事見諸報端。為此,著名考古學家馮漢驥親自出面交涉,極力阻止這一珍貴文物運出四川。迫於輿論壓力,當時的四川省政府才將古碑截留。1949年以后,這塊命運坎坷的造像碑被送到四川省博物館(現四川博物院)收藏保管。除署名圖片外,均由四川博物院提供

  記者手記

  資料“整理”出傳世名琴

  完善館藏文物信息與公眾有何關系?過去,對於博物館來說,文物在庫房沒損壞,觀眾進館能看到文物,基本就算大功告成。不過近年來,讓館藏文物“活”起來日益受到重視,深入發掘文物價值,更迫在眉睫。而完善信息的過程,也是文物價值顯現的過程。

  記者在採訪中了解到,上世紀50年代,川博曾搶救性收藏了幾十把古琴。其中,一把名為“石澗敲冰”的古琴,先被認為是北宋古琴,直到1996年,國家文物鑒定委員會專家將其定為一級文物,年代:唐。但這把古琴背后是否還有故事?通過這次的信息整理,研究人員發現,上世紀80年代,故宮博物院古琴專家鄭?中曾專赴川博看琴。又過了10多年,鄭先生通過琴身上“玉泉”印章的篆文章法和大小,與美國紐約大都會博物館的耶律楚材大字詩卷中的印章對比,得出了“石澗敲冰”古琴曾為耶律楚材收藏的結論,從此為這把古琴身世增添了幾分傳奇色彩。川博典藏部民俗組保管員郭建感嘆,如果沒有這些資料整理,在展出“石澗敲冰”時,呈現給公眾的可能隻有古琴的工藝。但有了這些信息,公眾可以了解更豐富的信息:當年正是這把古琴的主人耶律楚材向成吉思汗建議,才減少了對漢人的殺戮。這位品性高潔的重臣,去世后的遺產“惟琴阮十余,及古今書畫金石、遺文數千卷”。

  據悉,川博在首批一級文物的信息整理工作結束之后,將持續對所有館藏文物的信息進行全面整理。屆時,更多文物背后的故事,將讓公眾在博物館流連忘返。

(責編:羅昱、高紅霞)